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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央紅軍一樣，紅四方面軍的長征也不是事先周密計劃好的，而是情勢變化中的必然選擇。

1935年6月，紅一、紅四方面軍在夾金山下會師后，紅4軍11師33團奉命從茂州附近出發(fā)，半夜時分從雁門關過鐵索橋。

命令是軍長王宏坤①下達的，從茂州城打來的電話，團政委胡奇才接的。命令是清楚的，卻忽視了音同字不同的兩個地名：沿江北上是雁門關，順河南下就是燕門關了。

正待問個明白，電話斷了，電話兵撤線了。

當地都是藏族人，不了解紅軍，青壯年都跑了，老人、婦女、小孩沒有懂漢話的。對當地地理不熟悉，又沒有地圖，更重要的是不清楚上級意圖。別說團長、政委，就是軍師領導，攻守進退，東南西北，一切都聽命于方面軍的。剛才還奔東呢，一道命令又向西了。

和團長張昌厚商量，決定到茂州問個明白。

黃昏出發(fā)，團長在前，政委殿后，馬不停蹄，到茂州打個盹，忘了問路。那人也是太乏了。剛在千佛山打了兩個月阻擊，下來就是急行軍，那人走著走著就睡著了，只是機械地挪動著腳步。那時也沒手表，天快亮了，猛然覺得不對，鐵索橋呢？趕緊找老鄉(xiāng)一問，快到汶川的燕門關了。

恰巧路邊有別的部隊的臨時電話，正好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①打電話找張團長。聽說33團走錯路了，王樹聲大罵張團長，要殺他的頭。胡奇才接過電話，不容分說，又被大罵一通。胡奇才說：要殺頭就殺我的頭，與張團長無關。

王樹聲命令立即把部隊帶回茂州：路上要注意防空，如果讓飛機炸死了人，我讓你胡奇才賠命！

那時行軍，通常都是晚上，白天有飛機。這回顧不得了，飛機也真來了。3營1個伙夫暴露目標，這一通炸呀，山搖地動。

飛機投完炸彈走了，各營清點人數，竟然無一傷亡。

傍晚趕到茂州，胡奇才和團長立即趕去總指揮部。進屋，敬禮，報告，胡奇才一句話沒說完，王樹聲就對旁邊的警衛(wèi)員吼道：卸下他的槍，送交通隊關起來！

20多年后，一次兩人在武漢見面，嘮起這事，王樹聲大將不無歉意地說：咳，那時有點野蠻嘍。

被關在禁閉室里的胡奇才，真想一頭撞死，再一想這不是便宜了國民黨嗎？打完棍子還能打敵人，抬擔架不也是為革命出力嗎？

軍長王宏坤、師長陳再道，都給總指揮部打電話，說胡奇才走錯路有責任，也有客觀原因。這個人打仗勇敢，是員虎將，很有前途，讓他回來，我們好好幫助教育他，保證讓他深刻認識錯誤。

千軍易得，一將難求。

戰(zhàn)爭不等人。胡奇才被撤職不到一個月，即官復原職，調去12師35團任政委。

紅四方面軍曾三過草地，一過草地是8月中旬。然后過大渡河，翻夾金山，11月下旬紅4軍攻下川中的滎經縣城，敵人就上來了。

對手是中央軍薛岳①的裝備精良的7個師，軍長許世友決定用5個團在峽口一帶阻擊。方面軍政委陳昌浩②，認為薛岳是堡壘政策，穩(wěn)扎穩(wěn)打，不會一下子把主力拿上來，1個團就夠了。許世友再三陳述利害，降至3個團，還是不行，就是1個。那時同級軍政主官意見分歧，政委有最后決定權，因為政委是黨的代表。而陳昌浩是方面軍政委，那就是命令了。

就苦了35團了。

團長張德發(fā)，小個，黃安人，人稱“土地老漢”，忠厚勇敢，當司務長時用根扁擔繳獲1挺機槍，并打退敵人。他和胡奇才商量，首先搶占當地最高峰羊子嶺，憑險據守，打退敵人一波又一波地進攻。怎奈敵人太多，左前左后的山頭全是敵人，炮火也猛，夜里搶修的工事，白天很快被炸得稀爛，部隊傷亡很大。

胡奇才或者在團指揮所指揮戰(zhàn)斗，或者下到營連去督戰(zhàn)，檢查工事構筑情況。迫擊炮連就剩連長和幾個兵了，胡奇才上前抱起1發(fā)炮彈，被連長搶了過去，裝填進去，一聲巨響，炸膛了，連長當場犧牲。

35團傷亡近半，預備隊也沒了，退到非陽關附近，構筑第二道防線，苦苦支撐。

這天，胡奇才在軍部開會，防線被突破了。許世友聽完電話報告，命令胡奇才：你去收容部隊，堅決守住鐵索橋，掩護軍部撤退。

從軍部到鐵索橋不到5公里，胡奇才單槍匹馬趕到那兒，老遠就見部隊迎頭跑來——那也是兵敗如山倒?。?/p>

胡奇才打馬飛奔，拔槍沖天叭叭鳴槍，大吼：站住！都給我站??！誰跑斃了誰！

算上傷員，約莫百人，都站住了，跟著胡奇才往回跑。

在鐵索橋頭硬頂了半天后，胡奇才指揮幾個團的零散人員，邊打邊退。最終算上被扶架著的傷員，只帶回去幾個人——他記不得具體數字了。

胡奇才被調回11師，升任師政委。

撤職復職提職，不到兩個月。

老將軍說，我這還不算快的，有時只是幾天的事。一仗沒打好，撤了。馬上又打仗，沒人指揮，讓你暫時代理。一場惡仗，打得漂亮，上級干部傷了亡了，就提上去了。

和平年代，機關干部3年調職一次（像筆者這樣的文職干部是4年）。部隊軍官則有任職和年齡限制，或者到期提職，或者“到站下車”。

和平時期也出優(yōu)秀的將軍，還有著名的軍事理論家——古今中外，都不乏這種先例。

但是，名將只能在硝煙戰(zhàn)火中打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