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zhuǎn)眼之間，我已在離大阪新干線車站不遠的一家叫“夢”的咖啡館干了兩個暑假?？Х瑞^很小，經(jīng)營冷、熱咖啡，牛奶等軟飲料及咖喱飯、小套餐之類的“輕食”。

宮澤慶子“老小姐”面對眼前香噴噴的咖啡，眼睛如封凍的死魚，不轉(zhuǎn)動一下。她抽著散發(fā)著焦糊氣味的香煙，嘴唇像祥林嫂那樣上下翕動，念念有詞，對我隨時可能爆發(fā)的積怨像瞎子摸水不知形狀。我故意把器皿弄得乒乓作響，不到11點便惡意地放起《友誼地久天長》，慶子“老小姐”這才像被點醒了穴位，極不情愿地悻悻離開。

在日本，見多了有家不歸的男人，還從未見識過有家不回的女人。反正日本十八怪，見怪不怪吧！可是到開學以后我不能干到太晚，加之生意不景氣，老板與我商量晚上10點打烊。于是慶子小姐進店我就關門，看到她像離群的老羊一樣茫然不知所措，我的笑容里埋伏了報復的細胞。慶子“老小姐”提出送我回家，這樣一來一回她可以在電車上再耗一個小時。我暗忖，反正有這么一位身材高大的女保鏢，何樂而不為？于是一來二去，也就熟了。

熟了之后，才知道慶子沒有父親，是個私生女，與母親相依為命。她年過七旬的老母不是我想象中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眼睛里像長了兩只時刻準備向外攻擊的角，聲音簡直如車輪碾過了碎玻璃碴。慶子的閨房里沒有一件裝飾品，書柜里倒是整整齊齊地擺放著《資本論》《列寧全集》《毛澤東選集》以及小林多喜二等無產(chǎn)階級作家的著作。我這才知道慶子是公司勞動組合的負責人(相當于中國的工會主席)，慶子自20年前入社起，一直擔任勞動組合的專職干部。她告訴我，日本勞動組合運動同反戰(zhàn)運動、社會主義運動一樣是戰(zhàn)前軍國主義國家體制強壓下產(chǎn)生的，戰(zhàn)后雖然得到了公認，勞動者的人權、勞動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由于日本工人對所屬企業(yè)狗一般的盲目忠誠，加之國民對勞動組合意識的日漸淡薄，勞動組合不能為工人當家做主，更多的時候走勞資調(diào)和路線。慶子本人20多年來為提高工人工資、縮短勞動時間、改善工作條件，尤其是為女工問題不遺余力地奔走呼號，甚至將她所在的公司告上了法庭，但最終不但沒有被獲得利益的同事們理解，還被人嘲笑、挖苦和中傷。早些年慶子自費出版了揭露公司無端克扣工人工資、無條件延長勞動時間、女同胞受到性騷擾的書，然而并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慶子所在的公司也并未因為她出了公司的丑而開除她，她每天仍然穿著筆挺的套裝上下班，但同事們跟她打招呼就像冬天出售的冰激凌一樣冷淡。

慶子今年46歲了，成了名副其實的“老小姐”。年輕時曾領回幾個男朋友，都被她母親陰陽怪氣地擋了回去。再以后她成了勞動組合的負責人，從此便背上了一副沉重的枷鎖。而她的母親仿佛與世上所有男人為敵，一直對女兒進行雄性教育，只有當慶子告訴母親自己工作很忙并被委以重任時，母親才會從指甲尖上露出一點笑容。

每天深夜回家后，慶子只是孤單單地與一尺多高的狀紙默默地對視，像牽著一匹相依為命的老馬。我問慶子今后有什么打算，慶子用下巴指指她母親的房間，說打算等她過世后移居美國，或進大學研究婦女運動史、工人運動史；或者什么也不干，像瘋癲的寅次郎一樣以光為路，以風為夢，浪跡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