嘲諷要求進步的希望是最愚昧的，是精神貧乏和頭腦枯竭后發(fā)出的最后聲音。

——亨利·路易斯·門肯（Henry Louis Mencken）

1992年的夏天，在克羅地亞達爾美遜（Dalmation）沿海城市斯普利特（Split）的一個小型體育館里，波斯尼亞戰(zhàn)爭的流亡者向《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的記者彼得·馬斯（Peter Maass）講述他們親眼目睹又令人難以置信的事實。就在一夜之間，一個作風正派的正常人突然變成了一個冷酷無情的殺手。一位名叫阿旦的農(nóng)夫說，從毗鄰村莊來的塞爾維亞人在他的村子里殺害了35人，撕裂了他們的喉頭?！八麄兙瓦@么被殺了，”馬斯報道說，“那些殺害他們的塞爾維亞人曾是他們的朋友，曾在去年秋天幫他們一起收割，一起分享年少輕狂的青春秘密，一起在那些炎炎夏日，到德林納河（Drina River）里光著身子游泳，夜里和村里那些沒規(guī)矩的女孩子廝混。然而轉(zhuǎn)眼之間，看似毫無征兆，他們就變成了殺手。”

20世紀90年代的頭五年里，無數(shù)來自克羅地亞、波斯尼亞以及科索沃的人都像阿旦一樣，講述著鄰里間反目成仇、朋友間自相殘殺的故事。

戰(zhàn)后，一些官員采訪了來自克羅地亞小鎮(zhèn)弗科瓦（Vukovar）的一名男子，他回想起那些來自塞爾維亞和波斯尼亞的鄰居們，說道：“我們過去都是朋友，常常有福同享，有難同當?！比欢?，1991年，一片充滿仇恨的烏云如有毒氣體般籠罩了整個小鎮(zhèn)。鄰里間的問候，一度不變的親切和友善，都為了表現(xiàn)某種種族身份和所謂的民族團結——實際上只是一種把“我們”從“他們”中區(qū)分開來的方式——而變得粗暴不堪。男人回想說：“昨天他們還是你的好朋友，而今天你就開始需要尋求他們的保護，可他們幾乎再也認不出你了，他們再也不敢做你的朋友了?！?/p>

這類事件令人恐怖和困惑的地方在于（唉，這在人類歷史上是再平常不過了），它們看似毫無緣由，卻莫明其妙地發(fā)生了。某天所有看來穩(wěn)定不變的東西都突然土崩瓦解了，人們變得面目全非，被迫無奈地做出一些他們之前從未想到過的行為。這就仿佛是被某種神秘的力量突然掌控了，哪怕是那些目標明確、計劃周全的人，也無力阻止事態(tài)的演變。

德國作家塞巴斯蒂安·哈弗納（Sebastian Haffner）在其著作《反抗希特勒》（Defying Hitler）一書中回憶了作為納粹分子的敵人的他，是如何被迫參與納粹活動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當納粹黨，也就是統(tǒng)一穿著褐色衣服的軍人，在街上行軍時，只要看到有誰不行禮，他們就鞭打誰。哈弗納自己的反抗方式通常都是躲開納粹軍。但是，當他和其他學法律的學生被勒令關進教化營的時候，他發(fā)現(xiàn)自己也穿上了褐色衣服，加入到相同的行軍行列中去了?！暗挚箷兂闪硪环N形式的自殺?！惫ゼ{如此寫道，受壓迫者無意中卻轉(zhuǎn)變成了壓迫者。

“當我們從村子里走過，道路一旁的人們高舉雙臂，向旗幟致意，或者有些人迅速從家門口消失了。他們這么做是因為他們知道如果不這么做的后果：我們，也包括我，會把他們痛打一頓。這之間的變化不是一點點，當我們沒有跟在他們后面行軍的時候，我——毫無疑問還有我們中的其他人——看到那些旗幟都會躲得遠遠的。而現(xiàn)在我們卻變成了對所有旁觀者形成暴力威脅的人，表現(xiàn)得絕對盲從。路邊的人要么向旗幟致意，要么躲得遠遠的，因為害怕我們，因為害怕我……”

是什么讓完全普通又正常的人一頭扎入集體的瘋狂中呢？用“瘋狂”來形容那些發(fā)生在波斯尼亞、納粹德國的事是否正確呢？關于這類事件，我們是應該用人類心理的突發(fā)奇想來解釋呢，還是用人性道德的淪喪來解釋？抑或，會不會存在一個并非那么神秘，卻更值得引起我們警惕的原因呢？

1974年，當印度人口達到5億高峰的時候，印蒂拉·甘地（Indira Gandhi）領導下的政府決定是時候該采取極端措施了。當時衛(wèi)生部部長說：“我們已經(jīng)嘗試了各種手段，現(xiàn)在我們不得不走最后一步了?！彼荚谌珖秶鷥?nèi)建立“男子絕育營”，而且根據(jù)一項新的法律，有三個孩子并且孩子都還活著的男人必須到這些營地報到，做絕育手術。那些不愿前去報到的男子將被強行逮捕。作為高壓政治的一種手段，警察們可以扣押食物分配卡、醫(yī)療證和駕照，他們還在一個村子里威脅一名男子，如果他不接受絕育手術就把他的店鋪燒毀，盡管他的妻子已經(jīng)過了生育的年齡。單單在一年之內(nèi)，就有超過800萬人被絕育。

然而，甘地政府真正的目的很快就暴露了，這么做其實是為了和社會的自然現(xiàn)象做斗爭，壓迫那些違抗他們意愿，反對他們習俗和信仰的人。在一場暴力抗議中，甘地政府不得不放棄這項計劃，而印度人口增長的勢頭仍舊居高不下。如今，印度除了南邊的科拉拉邦（Kerala）之外，全國的人口仍在增長?？评钍怯《壬鐣囊粋€奇跡，不靠宣傳，沒有殘暴，不用高壓政治，科拉拉邦卻莫明其妙地達成了其他地方?jīng)]能達成的目標。

科拉拉邦的大多數(shù)人都是農(nóng)民，依靠種植糧食、茶葉或是像豆蔻和胡椒之類的辣椒為生。典型的科拉拉人擁有的炊具和工具都很少，賺的錢只是美國人均水平的七十分之一。然而科拉拉人一般都能活到72歲，接近美國的平均壽命77歲。而且，當印度其他地方的人口在急劇上升的時候，科拉拉邦的人口數(shù)量是穩(wěn)定的。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無論是從經(jīng)濟角度還是從社會角度而言，科拉拉邦看上去和印度的其他地區(qū)沒什么兩樣，不比其他地方富裕，土地也不比其他地方肥沃，怎么就會如此與眾不同呢？

使科拉拉邦與眾不同的一個原因是教育。并非是你們所認為的關于計劃生育或是節(jié)育的教育，而是教人讀書、寫字和算術的普及教育，尤其是教女性。在20世紀80年代晚期，科拉拉邦政府在志愿者組織的援助下，堅決努力地開展大范圍的掃盲運動。數(shù)萬名識字的志愿者奔赴鄉(xiāng)村，盡力為15萬不識字的人掃盲，其中三分之二的接受教育者是女性。一小隊志愿教師們開始教她們學習最基礎的知識。一位志愿隊長告訴《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們就在牛棚里，在空曠的院子里上課?！?/p>

三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美國宣布科拉拉邦為世界上唯一一個沒有文盲的地方。這一杰出的成就似乎對人口增長也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1999年一位印度計劃生育專家所說的，“現(xiàn)在如果人們有兩個以上的孩子就會覺得尷尬，覺得難以啟齒，而在七八年前，人們一般是生三個孩子，而且我們當時還覺得那么做挺好，但是現(xiàn)在是兩個孩子，而在受高等教育的家庭里，大都只要一個孩子了?！?/p>

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研究者現(xiàn)在都認為，科拉拉邦對女性的教育是一顆魔力彈，把人口增長這個大氣球里的空氣都吸附走了，那個氣球曾穩(wěn)穩(wěn)當當?shù)乇粋鞒辛藬?shù)千年之久。那么，這是怎么做到的呢？節(jié)育計劃、計劃生育甚至是強行絕育都失敗了，然而教育卻奏效了。讓女性學會讀報寫日記，讓她們學會數(shù)超過一百的數(shù)、做三位數(shù)的乘法，怎么就能造成如此大的差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