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期間，梁啟超利用其國際聲望，游說歐美列強，爭取列強對中國的同情與支持，為中國爭取權利。但因賣國的北京政府已于1918年9月與日本訂下密約，承認日本為德國在山東權益的合法繼承者，早已將山東的特權拱手讓給了日本，歐美列強決不會為了中國的利益而得罪了日本，日本因此有恃無恐。梁啟超事先并不知道中日之間有此密約，對中國外交尚存希望，抵巴黎后，聞知此喪權辱國的密約，梁啟超憤而電告國內外交委員會，揭露北洋政府出賣主權的罪行，力主維護中國的正當權益。電文如下：

查自日本占據膠濟鐵路，數年以來，中國純取抗議方針，以不承認日本繼承德國權利為限。本去年9月間，德軍重敗，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時對日換語言要約以自縛。此種密約，有背威爾遜14條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實。不然千載一時良會，不啻為一二訂約人所敗壞，實堪惋惜。[75]

外交委員會的汪大燮、林長民等人接梁啟超電后，異常憤怒，隨即組建國民外交協會，并致電該會理事梁啟超，委托其在巴黎活動，并寄呈國民外交協會擬定的中、英文請愿書各一份，希望梁啟超“鼎力主持”,請愿呼吁,使山東問題能有所補救。梁啟超受命，力圖有所作為，無奈，美、英、法三國會議置中國利益于不顧，議定了巴黎和會關于山東問題的有關條款，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全部讓與日本。對于如此不講公理的條款，北京政府的外交代表竟也考慮簽字。眼看中國的權益受到損害，梁啟超忍無可忍，于1919年4月30日致電國民外交協會，建議發(fā)動不簽字運動，抵制賣國條款：

汪、林兩總長轉外交協會：對德國事，聞將以青島直接交還，因日使力爭，結果英、法為所動，吾若認此，不啻加繩自縛，請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76]

林長民在30日接到電報后，即根據梁啟超的意思，起草了一篇題為《外交警報敬告國民》一文，5月2日在《晨報》頭條位置發(fā)表，敲響“膠州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的警鐘，并特別提到“此惡耗前兩日仆即聞之，今得任公電，乃證實矣”。這篇文章對五四運動的爆發(fā)產生了很大影響。梁啟超雖因身在國外，沒有直接參加五四運動，但從梁啟超的言行來看，說他是五四運動導火線的點燃者，恐不為過。

1920年春梁啟超回到國內，仍十分關心山東問題，當他耳聞與日本直接交涉山東問題的呼聲后，表示“不勝駭異”。他在上海下船后就對《時事新報》記者發(fā)表談話，堅決反對與日本直接談判，指出:“既拒簽于前，當然不能直接交涉于后。吾輩在巴黎時，對于不簽字一層亦略盡力,且對于有條件簽請說亦復反對，乃有不簽字之結果。今果直接交涉，不但前功盡失，并且前后矛盾，自喪信用，國際人格從此一隳千丈，不能再與他國為正義之要求矣。”[77] 3月22日，梁又致書總統徐世昌，勸其釋放仍被關押的青年學生，對政府欲將學生移送法庭深表憂慮[82]。此信雖有替北京政府出謀劃策之意，但愛護學生之心也躍然紙上。從梁啟超歸國后的一系列言行可以看出，他是盡力維護五四運動的成果的。

（三）五四新思潮的辯護者

一般認為，戊戌至辛亥年間，梁啟超心儀西方文化，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念進行理性的批判，大致可以說是一個激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而歐游歸國后，梁氏思想發(fā)生了重大轉變，由頂禮膜拜西學轉而提倡東方文明，檢討西方社會的現代性追求，對五四新文化運動多有批評，滑入了保守主義陣營，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敵對者。上述觀點且成為梁啟超思想多變的一個有力佐證。但我們認為這樣的觀察和評價不盡符合實際，對梁啟超思想多變的復雜性及時代語境也缺少應有的關照。梁啟超思想的多變性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多變之中自有不變者在。長期以來，研究者對梁啟超思想的多變、善變給予了很多的解釋和評價，但必須指出，發(fā)現梁啟超思想的不變性、一貫性也是梁啟超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無論是早期還是晚期，自由、平等、科學、多元化等等價值是他所終身堅持不渝的。在20世紀初思想上告別康有為時，梁啟超曾以激進的姿態(tài)反省傳統文化，盡管梁啟超晚年游歷歐洲后，文化思想發(fā)生了很大的轉變，呈現出保守的傾向，但他的革新精神一直貫注在后此的思想歷程中。他種下的思想革命的種子，在后繼者的心中發(fā)芽了。對此，美國學者列文森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