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中國百年史上十分重要的界標，中國社會由此實質性地告別中世紀，蹈上現(xiàn)代化的征程。中國現(xiàn)代史上叱咤風云的學界和政界人物，都與這場運動有著這樣或那樣的關系，他們對五四運動的參與及日后的評判，無不在其學術生命和政治生命中發(fā)生重大的影響，成為他們學術開展和政治意識形態(tài)重塑的重要資源。近百年來，孫中山研究者的興趣大多集中在辛亥年間和民國初年以及國共合作時期，而對孫中山與五四運動的關系則缺少關注的熱情，[1]即便是周策縱的名著《五四運動》，也對五四時期孫中山的表現(xiàn)語焉不詳。這或許是由于“孫中山與五四運動”這一論題過于復雜，且孫中山集文化保守主義和政治激進主義于一身的特點，決定了他對五四運動的回應充滿矛盾，稍有不慎，研究結論便有可能陷于以偏概全的境地，嚴重的甚至會促動人們的政治神經(jīng)。

（一）五四運動的旁觀者而非領導者

五四運動是激于民族危機而產生的愛國救亡運動和新文化運動的總稱，時間跨度大致從1915-1923年，以1919年“五四事件”為界，分為前、中、后三期，前期的新文化運動為五四愛國政治運動作好了思想輿論的準備，而五四愛國政治運動的爆發(fā)，又極大地推動了新文化運動向深層次的發(fā)展。思想啟蒙與政治救亡共同構成了五四運動相互交織的兩大資源。

五四運動是由何種力量發(fā)動和領導的，這是一個學界和政界長期爭論不休的問題。學界的意見分歧暫置不論。政界關于五四話語權和領導權的爭奪，實際上是為自己尋求領導中國革命的合法性，但任何沒有史實依據(jù)的五四詮釋，在學術層面都是站不住腳的。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說五四運動由具有初步共產主義覺悟的知識分子領導，不免以偏概全，有夸大、拔高共產黨人領導作用的嫌疑，而且在作這種詮釋時存在著時間上的困難；認為五四運動由以孫中山為首的國民黨領導，說“五四運動，是中山先生集了大成，豎起主義，學生起來，發(fā)動了一個嶄新的劃時代的文化運動”，[2]也只能被視作是服務于國民黨政治意識形態(tài)需要而作出的嚴重失實的誤判；至于日本人所謂梁啟超研究系在五四運動中扮演著領導者角色，是不符合五四運動的實際進程，也是不能服人的。相比較而言，我們更有理由傾向于認為，五四運動是迫于救亡圖存的需要而自發(fā)地形成的、追求現(xiàn)代性和民族獨立的運動，它是前期新文化運動和國內外形勢發(fā)展以及中國社會經(jīng)濟、政治、思想文化演進的必然結果。許多政治黨派和形形色色的學術團體，都對五四運動的發(fā)生和走向產生過或大或小、或好或壞的影響，任何單方面的夸大其辭，均有失實的危險。熟知文壇掌故的著名報人曹聚仁曾直言不諱道：“五四運動，乃是一群知識分子覺醒了以后的集團行動，幾乎和任何政團沒有直接關系?！盵3]據(jù)此判斷，五四運動與政團關系很松散，而與知識界關系密切。從五四運動的整體來觀察，曹氏的斷語是可信的。海外學者陳萬雄、許華茨的研究[4]，以及五四當事人陳獨秀晚年的回憶，都證明了這一點。陳獨秀指出：“五四運動，是中國現(xiàn)代社會發(fā)展之必然的產物，無論是功是罪，都不應該專歸到那幾個人；可是蔡先生、適之和我，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5]這是迄今為止不帶黨派和學派意氣的最負責任的判斷，鑒于陳獨秀乃“五四運動總司令”的角色身份，這個結論應該是難以動搖的，《新青年》同人和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知識分子群體是這場運動的骨干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