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路線”的形成，總是與當時的總體形勢緊緊相連的。所不同的是，對當時形勢如何做出正確的分析和把握，才會決定路線的正確與否。那么，“立三路線”發(fā)端之際的總體形勢是怎樣的呢？

黨的六大以后，由于中共中央注意糾正“左”的傾向，在以城市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以主要精力從事工人運動，使經受沉重打擊的國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工人運動，有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發(fā)展。掀起了全國范圍的反日浪潮；各地工人爭生存的斗爭增多，而且取得勝利的比例有所增加；黨所領導的工人組織有所恢復，黨在工人中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城市貧民反對苛捐雜稅的斗爭、學生運動、婦女運動、左翼文化運動、國民黨軍隊中的士兵運動等也有所發(fā)展，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國民黨的反動統(tǒng)治，擴大了革命的影響。

與此同時，農村農民的抗租、抗糧、抗稅等斗爭也有所發(fā)展，土地革命廣泛地開展起來、階級關系發(fā)生劇烈的變動，被壓迫的貧苦農民在政治上翻身，成為農村的主人；農民分得土地后，生產積極性極為高漲，促進了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農民生活得到改善，極大地激發(fā)了革命的積極性。

在毛澤東關于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思想的影響下，由黨領導的人民武裝——工農紅軍有了很大發(fā)展，農村革命根據地日益增多、擴大。從革命隊伍內部來看，總體上說，革命斗爭的局面比起大革命失敗時，有了明顯的好轉。

從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內部來看，矛盾進一步激化，頻繁不息的軍閥混戰(zhàn)，加深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苦難，也削弱了軍閥自身的力量，在客觀上為革命力量發(fā)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在國際上，資本主義世界爆發(fā)了空前的經濟危機，一些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和群眾斗爭有了較大的發(fā)展。

正是在這種有利于革命的形勢下，兼之李立三受到共產國際一系列“反右傾”指示的影響，頭腦開始逐漸發(fā)熱了，他無視國內國際革命力量仍然相對弱小的基本狀況，片面夸大敵人統(tǒng)治的危機、崩潰和形勢對革命有利的一面，從而逐漸形成“左”傾冒險錯誤。

當時，李立三對于中國革命的前景，有一個十分樂觀、十分狂熱，但又十分虛幻的估計：預計在武漢、南京暴動勝利后，蔣介石遷都北京，而蘇維埃中央政府將在武漢成立，形成武漢與北京兩個政權的對峙局面。與此同時，在北方進行冀魯豫暴動，推翻北京政權；在東北舉行哈爾濱、大連起義；在南方進行廣州、香港暴動，引起帝國主義與蘇聯的戰(zhàn)爭，實現世界革命。

1930年春，李立三在《紅旗》、《布爾塞維克》等黨的機關刊物上發(fā)表了《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諸多問題》等多篇文章，提出了關于中國革命的一系列“左”的觀點。

193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在上海成立了總行動委員會，領導“五一”示威活動?？傂形匍_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上海“五一”示威工作計劃大綱。指出，“五一”示威總的路線是：堅決組織全市的政治罷工和同盟罷工，擴大武裝擁護蘇聯和蘇維埃運動，加緊反對改組派、取消派和黃色工會的斗爭，發(fā)展赤色工會和工人糾察隊組織，積極發(fā)展黨團員，健全支部生活等。并要求“五一”前增加黨員520人，其中產業(yè)工人成分占半數，每個支部要建立一隊工人糾察隊，4月12日以前全市應建立170個糾察隊。

3月30日全國總工會、互濟總會、上海工會聯合會等7個革命團體，聯合召開上?！拔逡弧笨偭T工籌備大會，討論罷工和游行示威等事宜，并成立了全市“五一”紀念籌備會。

4月20日，上海工人糾察隊在楊樹浦路舉行大檢閱典禮。《上海報》指出：“上海工人糾察隊檢閱成功，是四次暴動勝利的信號。”

李立三在上?？傂袆游瘑T會召集的一次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上海準備“五一”工作的報告。他說：“ 世界革命的發(fā)展，一天天接近直接革命的形勢”，“中國革命有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前途”，并確定了“堅決執(zhí)行城市中組織政治罷工示威，農村中組織地方暴動，士兵組織兵變，紅軍極力擴大向著中心城市、交通要道進攻”的策略。他還規(guī)定今年“五一”要根據黨的中心策略去“組織全國總的示威運動”，“促進直接革命形勢更快地到來”。

5月，在國民黨各軍閥之間爆發(fā)了閻錫山、馮玉祥在中原和魯西南的三場戰(zhàn)爭；李宗仁、張發(fā)奎在湘粵桂邊界發(fā)起了對蔣介石集團的大規(guī)模戰(zhàn)爭，雙方共投入了100萬以上的兵力，波及中原和華南的廣大地區(qū)，既削弱了軍閥自身的力量也減輕了反動派對革命根據地的壓力。據此，李立三越發(fā)興奮地認為：革命形勢已在全國“成熟”。

6月11日，由向忠發(fā)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李立三、關向應、項英等，溫裕成、李維漢列席了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案。這一決議案的通過，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錯誤在黨中央開始占據統(tǒng)治地位。

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主要表現在：

第一，對革命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zhàn)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曾寫到：“現在中國的形勢：有了農村暴動的廣泛發(fā)展，有了工農紅軍的迅速擴大，有了士兵群眾的動搖與自覺嘩變的增加，有了統(tǒng)治階級這樣的嚴重危機，的確只要在產業(yè)區(qū)域與政治中心爆發(fā)了一個偉大的工人斗爭，便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直接革命形勢?！卞e誤地認為“中國經濟政治的根本危機，在全國任何一處都是同樣繼續(xù)尖銳化，沒有絲毫根本的差別”。“總的形勢，都表明中國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全國范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并“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李立三在對形勢的估量時，還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他認為“空前的世界大事變與世界大革命的時機，都在逼近到我們的前面了?！敝袊锩槐l(fā)，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階級決戰(zhàn)到來的可能?！敝袊鴮谶@最后決戰(zhàn)中取得完全勝利。他說，“認清這一點是解決目前黨的路線的基礎。如果中國革命不能掀動世界的革命高潮，則黨的一切路線將成為不正確的，如果不能引起世界革命高潮，戰(zhàn)勝帝國主義，則中國革命最后還是失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