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參加了共產國際7月16日和23日討論中國問題的會議后，離開莫斯科于8月19日或20日回到上海。

在2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也批評了李立三的錯誤。周恩來把向忠發(fā)、李立三說服了。在8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李立三說：“聽了伍豪（即周恩來）同志的報告以后，將過去所懷疑的主要問題完全了解。”承認自己“確是不妥的”。向忠發(fā)在結論中也說：“在今天討論后，應有一電報去國際，有幾點要聲明：過去是有誤會。同時說明，伍豪回國后，政治局已討論二次，一切問題已解決，堅決接受國際指示及補正過去的不足”。

8月25日，周恩來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以向忠發(fā)名義給國際的電報，表示：中央政治局對國際的指示完全同意，決定堅決執(zhí)行國際的一切指示。

8月26日，瞿秋白也從莫斯科回到上海。在周恩來、瞿秋白的幫助下，李立三進一步承認了錯誤。

從9月1日起，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開始糾正李立三的錯誤：

9月上旬，中共中央接連給長江局發(fā)出三封指示信。9月1日的信上明確指出：“在今天武漢還不能暴動，還不是暴動的前夜”，“紅軍向中心城市發(fā)展這一路線是不會實現(xiàn)的”，強調：“當我們估計敵人力量的時候，不容許我們有絲毫過低的估量，不容許我們忘掉我們自己的弱點”。

9月4日的信指出：“你們一切工作計劃，最中心的缺點是在布置暴動上做文章”?！澳銈兊谝粋€任務，便是要將武漢工人群眾的實際生活與要求（不僅是先進分子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廣泛的落后的群眾的一般要求都需計及）弄清?！?/p>

9月9日的信指出：城市工作“必須極實際發(fā)動群眾，組織群眾?！秉h的干部必須“多派往下層去，多派往外縣去，加強紅色區(qū)域的領導是你們萬萬不可忽視的?！?/p>

這三封信，停止了武漢暴動原有部署，把工作重新轉移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9月4日，中共中央還決定恢復被李立三撤銷了的黨、團、工會的領導機構和組織系統(tǒng)，決定停止武漢、南京的暴動和上海的總同盟罷工。

此時，共產國際發(fā)來電報，要李立三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

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電共產國際，接受國際關于停止武漢、南京暴動的指示。

電文說：“中政局完全同意來電的指示，承認最近期間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堅決地執(zhí)行轉變長沙兩次進攻，更加證明國際的指示以及反對武漢、南京暴動是絕對正確的……中央即開擴大會，接受國際七月決議與這一電示，將立即恢復黨、工會、團的經(jīng)常領導機關……中央堅決在自我批評的基礎上，執(zhí)行策略的轉變，××堅決反右派及調和派的斗爭，立三同志堅決，因此，政治局因為工作需要的關系，請準立三暫不來國際，可否××盼復”。

經(jīng)過醞釀和準備，9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六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

首先，由向忠發(fā)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工作報告。

向忠發(fā)在三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稱：從二中全會到1930年1月，是“革命開始新的高潮時期”，黨中央的策略路線是“正確的”，是“堅定的”。從1930年2月到三中全會，是“中國革命新高漲更加成熟的時期”，黨中央的路線仍證明是“正確的”，是“與國際路線完全一致的”。

周恩來在傳達了國際路線的要點之后問道：“中央的錯誤，是否路線上和國際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線上沒有什么不同的，中國黨的目前任務是在奪取廣大群眾，集中革命力量，組織革命的戰(zhàn)爭，積極準備武裝暴動，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tǒng)治，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些是和國際的指示無絲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為對目前的革命發(fā)展形勢在程度與速度上有了過分估計，遂至造成中央個別的策略上的錯誤”?！爸泄仓醒胪伯a國際在路線上沒有什么不同”?！爸醒朐跈z查了自己工作后的批評是很深刻的，中央在這一時期中，政治局是集體指導的，負責問題是整個的。當然，我們也批評到立三同志負責是要多一些?！迸u了李立三在“工作布置上部分的犯了“左”傾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

周恩來在全會上發(fā)言的這個基調，完全來自于1930年7月16日和23日他參加的共產國際政治秘書處擴大會議。會議在討論中國問題時，共產國際并沒有說李立三的錯誤是路線問題，當時共產國際的決議案的批評還是很溫和的，甚至到8月間，共產國際執(zhí)委會《關于遠東局與〈中共中央〉政治局新的爭論的決議》及其草案中仍然說：“政治委員會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但有“個別錯誤”。

接著，李立三發(fā)言，勇敢地承擔了責任，誠懇地作出了自我批評。李立三在發(fā)言時一開頭就說：“聽了特生（即向忠發(fā)）同志（所作的）中央工作的報告，少山（即周恩來）同志（傳達的）國際決議案的報告，的確使我們感受到必須在國際指示下來充分檢查我們的工作上與各方面的策略。在兩個報告中都已指出中央過去在某些工作上的錯誤與缺點，這些，我完全是同意。在六個月以來，中央許多政治上與策略上的決定，我個人的經(jīng)驗（責任）比較更多，因為在政治局我寫的文件與提議都比較多。因此，這些錯誤，我是應當負更多的責任。因此，在國際指示之下，來檢查工作，應先把我自己所已經(jīng)了解到的錯誤在何處——不僅在表面的，而且應當檢查這些錯誤思想的來源。只有如此，才能根本肅清這些錯誤，切實改良和學習。特別是我們沒有經(jīng)過列寧主義好的訓練，更是容易犯錯誤。如果沒有學習教訓的精神，那就更是莫大的危險……同時要知道也只有更深刻的自我批評，才能更有力量鞏固正確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