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魯迅同時在四五所高校和兩所中學兼職，幾乎每天要講課，每月所得應有70銀圓(合今人民幣近3000元)左右。這不能不認為除了文學事業(yè)愛好以外，還帶有經(jīng)濟上的考慮：就是盡量多掙錢貼補開支。

何況經(jīng)濟因素很重要，這一點，只要細讀魯迅《娜拉走后怎樣》、《端午節(jié)》、《幸福的家庭》、《在酒樓上》、《傷逝》、《孤獨者》以及他與許廣平的通信，就可窺其端倪。

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在學生們的鼓舞和帶動下，北京各院校教職員也聯(lián)合起來，為“索薪”而罷課罷工。這個正義行動得到了一些進步者的支持，也難免遭到一些守舊者的異議和責難。李大釗挺身而出，在《新生活》雜志第19期(1919年12月28日出版)發(fā)表兩篇評論，主持正義，其一是《生活神圣》，文中說：

此次教職員因薪水問題罷業(yè)，許多人還是拿冠冕堂皇的話來責備他們。就是他們自己，也有些人覺著因為吃飯問題罷業(yè)不好意思似的。我以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權，是一種很體面很正當?shù)氖?。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華遮蓋了。

其二是《大聯(lián)合》，文中說：

五四、六三以來，全國學生已成了一個大聯(lián)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職員也發(fā)起了一個聯(lián)合，對于全國教育的根本和個人的生存權，有所運動。我很盼望全國的教職員，也組織一個大聯(lián)合，更與學生聯(lián)合會連（聯(lián)）絡起來，造成一個教育界的大聯(lián)合。我很盼望全國各種職業(yè)各種團體，都有小組織，都有大聯(lián)合，立下真正民治(民主)的基礎。

但是，對于教育部公務員們組織的“索薪”斗爭，魯迅一開始的態(tài)度并不積極。證據(jù)是魯迅本人的《日記》和其他文章。

1920年教育部公務員們第一次組織“索薪團”，到財政部靜坐抗議，但查《魯迅日記》未見記載。

1921年4月8日，北京大學等八校教職員因抗議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經(jīng)費全體辭職，并通電全國。6月3日，“北京小學以上各校教職員聯(lián)合會”罷課，并為維持教育舉行請愿。8月15日，教育部公務員因欠薪達五個月召開全體會議，決定停止辦公。但查閱《魯迅日記》，均未見記載。魯迅沒有參加“六三”等示威運動。

因北洋政府克扣教育經(jīng)費，教育部及國立各校財務枯竭，長期欠薪，魯迅在本年日記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借款的情況。例如：

4月5日上午從齊壽山假(借)泉五十；4月12日下午托齊壽山從義興局借泉二百，息分半(每月得付息30圓的高利貸)；4月26日午后從齊壽山假泉二十；5月30日下午從李遐卿假泉四十；6月4日下午從齊壽山假泉五十……

《魯迅日記》到10月24日記載“下午往午門索薪水”，但無結果，只有繼續(xù)借債度日。《魯迅日記》載11月3日晚從齊壽山借泉卅；11月9日從大同號假泉二百，月息一分，還齊壽山卅。

12月16日，教育部薪金拖欠半年，魯迅與15名科長、主任聯(lián)名呈文中華民國政府，這時他才公開參與“索薪”抗爭。

《魯迅日記》載：1920年他共收入1月至9月教育部薪水2640圓，平均每月220圓，拖欠3個月的薪水900圓。1921年共收入教育部薪水2490圓，平均每月207圓7角，拖欠半年多的薪水。1922年日記缺失，僅存斷片，據(jù)許壽裳摘錄手抄本：教育部除補發(fā)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個半月的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