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面臨王明宗派小集團“逼宮”

共產(chǎn)國際十月指示信到中國后，被王明宗派小集團利用，使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央遭到“逼宮”的壓力。

王明是1929年3月底4月初被共產(chǎn)國際派回國的。當時黨中央對他寄予了很大希望，準備安排他去蘇區(qū)。但是在護送他去蘇區(qū)的交通員已經(jīng)準備就緒的時候，王明又表示想要留在上海，在黨的機關(guān)工作。于是，中央又改派他到滬西區(qū)委做宣傳工作。11月，王明因出席工聯(lián)會召開的布置年關(guān)斗爭的會議，在上海滬西吳淞江畔的曹家渡被捕。面對巡捕的訊問，他雖然報了假姓名，但卻供出了真地址，并且嚴重違反黨的秘密工作原則，托巡捕給黨的機關(guān)送信，請求營救。1930年2月，王明被保釋出獄后，中央在審查他的被捕經(jīng)過和他寫給中央的信后，認為他有泄密之嫌，便給了他一個“黨內(nèi)警告處分”。此后王明消沉了一段時間。

從某種意義上說，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使王明有了攻擊中央領(lǐng)導人向忠發(fā)和李立三的機會。大約在1930年4、5月間，原來在莫斯科與王明走得比較近的王稼祥、秦邦憲、何子述等人被派回國。于是王明經(jīng)常與他們一起交換意見，并不斷地找政治局負責同志向忠發(fā)、李立三、項英等人“作誠懇談話”（王明之語），甚至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中央機關(guān)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對李立三的《報告》和“六·一一決議”的某些提法提出批評，指責李立三是躲在“左”傾詞句之下的右傾機會主義。同時，他們分別多次給莫斯科的米夫?qū)懶?，反映情況。他們的行為令向忠發(fā)和李立三十分惱火。6、7月間，鄧中夏從莫斯科回國后，向中央報告了王明等人在中山大學搞派別活動的情況。這更加使李立三、向忠發(fā)覺得有必要敲打敲打王明等人，挫一挫他們的銳氣。于是中央宣布王明等人政治上是“右派”、組織上是“宗派”分子，并給予“留黨察看三個月”的處罰。被處罰后，王明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給米夫以及其他共產(chǎn)國際領(lǐng)導人寫信“訴苦”，并報告他們與李立三、向忠發(fā)之間的斗爭。因此給了共產(chǎn)國際領(lǐng)導人一個反立三路線英雄的印象（圖89）。庫秋莫夫在一次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會會議上說：

他（指王明——引者注）為著國際路線而斗爭，卻被稱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細，因此留黨察看三個月到六個月?！ぁぁぁぁぁみ@里同志起來說話防止黨去做錯誤，卻對他實行摧殘——這是不能容許的事情。

在同一會上，皮亞特尼茨基說：

費了很多力量和錢才能夠把他們派回中國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們做黨的工作，我以為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夠允許的。

其實，王明與李立三在有關(guān)中國革命的問題上基本觀點是一致的，都是“左”的，有時王明比李立三更“左”一些。

王明被處分后，中央將他下放到江蘇省委宣傳部工作。在這里他沉寂了一段時間。對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的六屆三中全會，王明曾經(jīng)表示擁護。但是他內(nèi)心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一貫以共產(chǎn)國際的意見為意見，六屆三中全會是按照共產(chǎn)國際七月決議召開的，所以他對三中全會不得不表示“擁護”；另一方面，他對六屆三中全會的主持人是瞿秋白這一事實心里感到別扭。因為，瞿秋白在莫斯科時就不支持他，不欣賞他，對他在留俄學生中搞個人圈圈的小宗派行為十分反感。而六屆三中全會是專門為糾正李立三的錯誤而召開的，結(jié)果因反對李立三、向忠發(fā)而受處分的王明等人，會后不但沒有被褒獎和重用，而且連對他的處分也沒有撤銷。因此，六屆三中全會后他心里藏滿了對瞿秋白和周恩來的不滿。10月17日，他給米夫?qū)懶耪f：

老板們（不只是一個老板）患的病過于嚴重。這種病具有很深的社會歷史根基和來源。對這種病的治療只局限于寄來決議和撤消有關(guān)領(lǐng)導人的職務(wù)（所有這一切當然是十分必要的）是遠遠不夠的，還應(yīng)該采取堅決的進一步的措施。應(yīng)該根除對公司中某個人，特別是對莫斯克文（周恩來）等人的任何幻想（這樣的幻想以前我和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現(xiàn)在被事實完全打破了），對他們之所以有幻想，是因為他或他們能夠理解和做得更好些。歷史會拋棄他們。

“老板”指中央領(lǐng)導人，“公司”指中共中央。

共產(chǎn)國際“十月來信”到中國后，在中共黨內(nèi)引起了很大的震動。這封國際來信啟發(fā)和刺激了王明，使他率先舉起了反對六屆三中全會的大旗。這里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王明先于中共中央和瞿秋白知道“十月來信”的精神。因為共產(chǎn)國際執(zhí)委主席團討論中國問題時，王明的朋友們沈澤民、夏曦、陳昌浩、何克全、李竹聲等8人尚在莫斯科，他們從共產(chǎn)國際和米夫那里了解到“十月來信”的精神和背景。10月下旬，他們相繼回到上海后，沒有把“十月來信”的精神報告中央，而是首先告訴了王明。王明如獲至寶。

王明知道了共產(chǎn)國際“十月來信”精神后，與秦邦憲（即博古）聯(lián)名于11月13日給中央政治局寫信（而此時中央政治局還沒有看到這封信。因為這封國際十月來信由沈澤民于11月13日帶到上海，在先給王明等人看后，16日才送交到瞿秋白手里），開始以激烈的言詞反對立三路線和三中全會，指責三中全會“對于與國際路線完全相反的立三同志的路線沒有充分的揭露其機會主義的實質(zhì)；沒有使全黨同志了解過去領(lǐng)導的差誤而實行迅速的轉(zhuǎn)變。三中全會后，中央政治局沒有采取必要的方法（各種會議、黨報上的解釋等）迅速地傳達國際路線到下級干部中去”。在他們看來，三中全會的這些錯誤不是偶然的，而是立三路線在某種程度某種意義上的繼續(xù)。四天后，即11月17日，他們又給中央政治局寫了第二封信。這封信主要是大談他們反“立三路線”反得早，反得原則強，反得持續(xù)不斷，反得顧全大局，反得充滿信心。在信的最后，王明等人向中央提出三條要求：一是正式公開宣布立三路線的錯誤實質(zhì)，教育全黨；二是正式公開在各種會議上及黨報上宣布他們與立三同志爭論的真相，撤消對他們的處罰；三是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會議上繼續(xù)對他們的污蔑和造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