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鳩山一郎回憶錄》

開始閱讀《鳩山一郎回憶錄》，只是因為一點個人的緣故。從2005年開始，我決定騰出時間閱讀一些被翻譯成中文的日本書。我的本科和第一個碩士學的都是中文，第二個碩士和博士學的才是日本歷史。簡單說，我是因為到日本留學才改的行，改行的原因也非常簡單：我不愿意在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盡管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有很多長處可學，日本研究中國的學者中，也有很多和中國學者放到一起毫不遜色的佼佼者。因為后改行，所以對于國內同行的研究工作所知有限，究竟有哪些書被翻譯介紹過來也僅略知一二。這方面的知識缺陷，回國以后很快就暴露出來了。在大學教書，課后總有學生要我推薦一下不同領域的參考書，那時經常羞愧于自己有限的知識滿足不了學生的要求。這就是我閱讀漢譯日本書的最初動機。揣著這樣的動機打開圖書館藏書目錄檢索，我驚異地發(fā)現很多書很早就有了中文譯本。比如這本《鳩山一郎回憶錄》，居然在1978年就已經翻譯出版了。

冷戰(zhàn)結束后，我們迎來了一強多極的世界新秩序。在這個新的世界秩序中，區(qū)域整合開始越來越受到重視。其中歐盟的整合和不斷擴大，最引起東亞的共同關注。歷史上，法國和德國曾經有過漫長的敵對和戰(zhàn)爭的歷史。但是，這并沒有成為歐洲統(tǒng)合的最終障礙?？吹竭@一現實，很多人都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既然歐洲能跨越戰(zhàn)爭的回憶、走向最終的和解，我們東亞為什么不能？

一段時間以來，在中國、日本、韓國學者的話語環(huán)境中，“東亞共同體”這個提法開始頻繁出現。但是，在現實層面上，“東亞共同體”的提法，近乎癡人說夢。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的調查，2002年中國對日本非常親近和親近者只及5.9%，2004年這個數字上升到6.3％；不怎么有親近感和沒有親近感的人數卻由43.3％上升到53.6％。今年日本的調查表明，日本民眾對中國抱有親近感的人也降至32%。對于日本、對于中國，這都是非常令人警醒的一組數字。說到東亞共同體，離開政治大國的中國和經濟大國的日本這兩個國家是無法談及的，現狀上這種互相的“不親近”，正好給倡言“東亞共同體”的人以當頭棒喝。

2005年，中國和日本，漸行漸遠。

談到這一問題的癥結，大多數中國人頭腦中首先反映出來的，應該是日本人的歷史認識問題。很多人感慨“家有惡鄰”，嘆息日本沒有維利?勃蘭特那樣偉大的政治家，日本民族不像德意志民族那樣勇于反省和承認自己的歷史錯誤。這種看法在中國人中應該說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很多人在詰問：德國能，日本為什么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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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站在歷史學者的立場看，今天我們面對的東亞局面和日本人的歷史認識，都不是無源之水，都有其發(fā)展到今天的內在必然性。閱讀《鳩山一郎回憶錄》，時時讓我感受到的，就是這種歷史的必然性。

一

作為一個政治家，鳩山一郎在日本政壇被稱為“悲運宰相”。他戰(zhàn)后十年中的經歷，非常富有戲劇性。

1946年4月，日本舉行了戰(zhàn)后第一次總選舉。鳩山一郎率領的自由黨在議會總選舉中一舉獲得了141個議席，成為日本第一大黨。正當他得到社會黨閣外協(xié)助的承諾開始組閣的時候，5月3日,麥克阿瑟發(fā)布了《關于國會議員的革職與排除》的備忘錄，鳩山一郎被列入了革除公職者之列。

把鳩山一郎列入革除公職者之列，據說是以美國為首的聯(lián)合國東京特派員們在他從前的著作中找到了符合“應予罷免及排除的種類”的G項，認為他屬于“其他軍國主義者及極端國家主義者”。導致這一結果，有歷史上的原因。1933年他任文部大臣時，因為瀧川幸辰教授的著作《刑法讀本》有與時憲相違的內容，他對京都大學校長提出停止瀧川教授職務。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引發(fā)京都大學法學系教師全體辭職和很多學生的抗議，構成不大不小的“京都事件”。當然還有來自現實的原因。1945年9月15日，他在《朝日新聞》發(fā)表“誹謗戰(zhàn)勝的美國”的文章，早就碰觸了美國人的忌諱。但他自己認為，主要原因是大選前的1946年2月22日發(fā)表的反共聲明引來蘇聯(lián)干涉，導致美國占領軍中左翼一派的乘機下手。這其中到底哪一條才是根本，我們這里不必細究，重要的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馬上可以坐上的日本首相的交椅就這么擦肩而過。最后是連議席都沒有的吉田茂登場，組成了吉田第一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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