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裝革履，面帶微笑，彎曲度數(shù)適當?shù)木瞎?，彬彬有禮的社交辭令，這樣的日本人形象中國人并不陌生。曾任駐日大使的楊振亞先生談到過，1972年，來中國的日本人一年是9000多人，而2005年的今天，來中國的日本人平均每天萬人以上。所以，日本人就在我們身邊。這些來到中國、和中國人坐在一起的日本人，從普通百姓到政治家，不乏當著大家的面說道歉的，不乏表達對那場侵略戰(zhàn)爭深懷愧疚之情的。但是，到了超越個人的其他層面，我們看到的是教科書上對侵華歷史的重寫，是首相帶頭參拜供有戰(zhàn)犯牌位的靖國神社，是一些政治要人公言“那場戰(zhàn)爭不是侵略戰(zhàn)爭……”很多人會有這樣的疑問：同樣是日本人，為什么會存在這樣兩張反差強烈的面孔？而這兩樣兩張反差強烈的面孔，哪一張才是真實的？

筆者曾經(jīng)在日本生活近10年，在大學又從事相關教學工作，如果允許從我個人的親身經(jīng)歷來說，日本的面孔不限于上述兩種，還要更為復雜。1991年我到日本富山大學留學，認識了一個名字叫高松尚之的日本人。高松尚之經(jīng)營一家小小的電鍍廠。他知道中國留學生經(jīng)濟上不富裕，發(fā)起成立起一個“中國留學生激勵會”，每年組織一次旅游，免費招待富山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到日本各地觀光游覽。1996年，聽我談到中國有些貧困孩子上大學存在經(jīng)濟困難，他又定下支援計劃，每年拿出150萬日元支援清華大學、浙江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在學的貧困大學生。七十幾歲的老高松做這些活動沒向中國要過任何名譽。他說過自己為什么這樣做，因為他希望中國強大，中日友好；因為黃種人中將來能夠代表亞洲和歐、美對壘的只有中國。日本物價貴，居之不易。開始時富山大學留學生很少，只有8、9個人，后來有上百人，一次旅行要租兩臺大巴，加上食宿，是很大一筆錢，但這項活動他一做就是19年。支援貧困大學生的活動也堅持9年多了。對于我，小個子的沒有受過大學教育卻從心中熱愛中國的高松，代表著日本人的另一個面孔。

讓我記憶猶新的是我考入京都大學博士課程后的一件事。從富山搬家到京都，事先一位日本朋友幫助我聯(lián)系了一處住所。可是，車子開到門口，當房主知道要住進來的是中國人時，馬上改了主意。那一刻，我站在門外心中充滿了屈辱感。一年后，我所居住的京都北區(qū)若草莊的房主橋本精治，新年前特地熱情邀請很多留學生到他家中做年糕。他準備了很多啤酒和點心招待大家。談話中說到我初來京都被人拒絕的事情，他仰起微微泛紅的面孔說,那個人心眼太小了，看不到即將到來的新時代。對于我，前一位房主冰冷拒絕的面孔和若草莊主因喝了啤酒微微泛紅的面孔，都是日本人的面孔。

日本人是復雜的。本尼?迪克特在她1946年出版的《菊與刀》中就對日本人優(yōu)雅而尚武、尚禮而好斗、開放而頑固、服從而又不馴服的矛盾性做過描述。日本社會同樣是復雜的，充滿內(nèi)部矛盾的。舉一個例子。小泉執(zhí)意參拜靖國神社是導致今天中日關系緊張的一個直接因素。歷史上，中曾根康弘最初以日本首相身份參拜供有戰(zhàn)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就是這位日本前首相在2005年4月19日《讀賣新聞》上批判小泉沒有中長期的戰(zhàn)略眼光。他回憶起當年日本投降后中國政府對日本軍人和平民加以保護和送還的往事，認為這與數(shù)萬名日軍戰(zhàn)俘死于蘇聯(lián)西伯利亞成為對比。表示東亞諸國即便文化和發(fā)展階段達不到歐盟一樣的同一性，但至少應當在自由貿(mào)易協(xié)定的框架中創(chuàng)建東亞經(jīng)濟機構，增強兩國政治家、知識人、商界人的對話。他主張中日睦鄰友好。日本政界有像石原慎太郎那樣骨頭里就反對中國的聲音，同樣，即便在自民黨中，也有這樣尋求和中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的聲音。

2005年3月底，我們請86歲的加藤周一來北京做了二場演講。在日本，加藤周一是一個象征性的存在。加藤周一50年代即發(fā)表“雜種文化論”，強調(diào)吸收外國先進的文化因子來改造日本，推動日本社會進步。這和他主張和平、反對戰(zhàn)爭的觀點一樣，貫穿于他的學術生涯之始終。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政界和日本社會要求改憲的呼聲一天高過一天。為了維護日本的和平憲法，加藤周一與大江健三郎等人組成了“九條會”。這個九位平均年齡76歲的老人組成的護憲組合，今天在日本已經(jīng)發(fā)展了二萬多成員，成為日本社會維護和平憲法的重要力量。更為可貴的是，即便社會氛圍變得非常惡化，他也不憚于公開闡釋自己的觀點。他引用魯迅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儒子?！币悦髦尽＜犹僦芤辉诒本┢陂g，我一直陪著他，我欽敬他這份毅然決然的精神。對于我，他也是代表著日本知識界光明一面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