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個自然災害頻繁的國度。災荒之慘狀，具見于各種官書野史。

有史以來哪一次災荒最為嚴重？當推晚清華北大旱災。其時間跨度長，從光緒二年底（公元1876年）至光緒四年（公元1878年），受災面積大，直隸（今北京、河北、天津一帶）、山東、山西、河南、陜西五省均在其中，死亡人數(shù)據(jù)估計更高達千萬，五省又以山西受災最為慘痛。

可惜這樣一次大災，以往學者均感嘆文獻不足征。現(xiàn)在這一遺憾得到了彌補，岳麓書社最近出版了皇皇六巨冊的《曾國荃全集》，而曾氏于大災期間正在山西巡撫任上，關于這次災情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應對措施，其書札、奏疏、批牘中均有詳實記錄。如果我們利用先前發(fā)掘的資料，與此書進行比較，則可藉此考察晚清帝國應對大事件的能力，也會對真切了解晚清社會有所裨益。

清政府的動員能力經(jīng)受著考驗

古有“荒政”，設立粥廠、平糶、放賑、組織慈善捐助、免餉減稅，這都是一個正常的政府面對災荒的既定動作。粥廠是隨時都有的，但遇到荒年，則可由官方和民間增設以應急；平糶是指政府把常平倉的糧食拿出來，平價售賣，以穩(wěn)定糧價并抑制商人投機，或者貸糧，待百姓有收成后歸還。根據(jù)需要另有“散米”，這和粥廠施粥一樣，是對掙扎在死亡線上的最困難民眾的免費救濟；放賑除了糧食，也有發(fā)放銀子的；免餉減稅則一般在災后，餉為軍餉。而學界公認，清代是“荒政”發(fā)展最為完備的時期。

對山西大災，清廷的反應速度不能算慢。光緒三年五月，剛剛到任的曾國荃向朝廷匯報災情時，即提出把光緒三年上半年的應解京餉五十萬兩，撥出二十萬兩作為賑災，很快便得到了清廷的允準。除了山西官方設粥、放賑救急外，民間救濟活動也踴躍開展了起來。從曾國荃在山西巡撫任上留下的幾件批牘中，我們可以窺出當日官方敦促富人慷慨解囊的情形。榆次縣在山西屬經(jīng)濟較好之地，但募捐情況讓曾氏不滿，“該縣著名巨富二十余家，聞其家貲大者亦五六十萬不等，何以此次僅捐銀十四萬兩耶？此上富未能盡力捐輸之實據(jù)也?！彼髮傧略诿耖g宣傳好“窮者不能生存，富人也無法安享富貴”的道理，“此次通省奇災，全仗富者出貲，官場出力。方救全大眾性命。貧民之心志貼然靜謐，斯富民之身家乃能永保無虞。若富民但為一身一家之計，不肯出余貲以救人，牧令又常存一邑一隅之見，亦竟置大局于不顧，則賑務不易辦矣?！?/p>

應對大災，必須調(diào)動一國力量。在山西之外，捐助活動也取得了很大成效。這種捐助主要經(jīng)由官方和民間兩種渠道進行。在官方渠道中，一是由政府在官員中發(fā)動倡議，實近于攤派，據(jù)曾國荃光緒四年七月之奏疏，官員捐款捐物數(shù)量不菲，“除天津收過各省官紳商富捐助晉賑銀兩，業(yè)由直隸督臣李鴻章會同臣開單奏報外，所有山西省城賑捐局先后收過京外捐助賑需銀米，截至七月十五日止，共銀十萬一千二百七十八兩，糧一千五百石”；二是通過辦理捐納，即向有錢人出賣政府所頒之“虛銜”，以獲得賑災款項。這種做法今人稱為“賣官”，但古今對比也有很大不同：它由政府公開出面組織；所頒系榮譽銜，要得到實授還要有很多條件；客觀上有加強社會流動的功用。民間渠道的捐助活動多由有名望的紳商主持，“紅頂商人”胡雪巖一人給山西、陜西、河南等各災區(qū)捐銀合計即高達十萬兩，另據(jù)《申報》，蘇浙一批熱心紳士親歷災區(qū)，經(jīng)其籌備的捐銀前后超過六十六萬兩。如此種種，都證明作為國家符號，當時的清政府還是具備一定的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