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所謂“夷夏之辨”，一望即知，楊廷熙和李慈銘所持均為虛驕之辭，這種虛驕建立在對異域文明的隔膜與歧視的基礎(chǔ)之上。然而這在當時卻足代表知識分子和社會的風氣，哪怕是作為最高統(tǒng)治者的慈禧，也不敢過于違拗，由此可見傳統(tǒng)力量的強大。晚清開明派官員們不得不在這種氛圍和格局中推動其改革古老中國的事業(yè)，這是他們的悲哀，更是改革事業(yè)的悲哀。

清議壓力之下，原有意投考同文館的士人均裹足不前，來投考者人數(shù)甚少，且多屬末流雜品。后來恭親王奏稱，“共計投考正雜各項人員九十八名，定期五月二十日在臣衙門扃門考試，計已到者七十二名，先經(jīng)投考臨時未到者二十六名。……擇其文理可觀者選取三十名?！钡?qū)W生資質(zhì)太差，半年之后，又經(jīng)考試淘汰，招考人員勉強收留了10人并到舊館繼續(xù)學習。這次同文館擴館以實際的失敗而告終。

“闊綽是闊綽極了，腐敗也是腐敗極了”

齊如山在《回憶錄》中說：

“同文館創(chuàng)立之初，是因為曾紀澤他們奏請，又因他們是出使過外國的人員，所以對于他們的奏請，不好意思不準，只好創(chuàng)設(shè)，但終以為無關(guān)重要，也沒有人來稽查，所以辦的闊綽是闊綽極了，而腐敗也腐敗極了。自同治二年開始授課，到了光緒十年，已實在有二十年的工夫，館中的學生，不必說造就出來了什么樣的人才，總之連一個會洋文的人也沒有?！?學生們“不但不用功，有許多都是偶爾來一趟，再則是到月終來支一次膏火銀，別的時候，凡來者不是為上課，多半是約幾個朋友來吃飯談談天，幾幾乎等于吃飯館?！?/p>

“闊綽是闊綽極了，腐敗也是腐敗極了”，當事人的感言，可信度自然非常之高。

清王朝不惜成本來辦同文館，效果之差何至于此？按齊如山之意，最高統(tǒng)治者本來就“以為無關(guān)重要”，只是因為曾紀澤等出使過外國的人員奏請，“不好意思不準”，“只好創(chuàng)設(shè)”。如果認真看過前面的文字，當能明白，這種揣測并不符合實情，否則朝中為什么會有那么嚴重的意見沖突，鬧到最后連負最高行政責任的恭親王都差點辭職？

平心而論，包括慈禧在內(nèi)的統(tǒng)治階層并非不想辦好同文館。問題在于官僚機器運轉(zhuǎn)失靈的缺陷已日趨嚴重，而且又牽涉到兩種文明的對立和沖突，使得即便是鐵腕的人物，其良善的初衷往往也無法被這架生銹的機器很好地執(zhí)行下去。同文館隸屬于總理衙門，既為官辦機構(gòu)，一開始就難免沾惹濃重的官僚習氣，加之雖為專門負責洋務的中央機關(guān)，但總理衙門里除了恭親王等極少數(shù)思想稍顯開明者，其余官員對包括同文館在內(nèi)的新生事物未必就有同情之心，由他們主管主辦，哪能辦出成績來呢？

而說到具體的問題，生源素質(zhì)之外，就是難以找到好的師資。眾所周知，要教好一門外語，并不是自己會說會寫就能夠勝任的，而同文館最初的洋教員恰恰只能滿足這一個條件，不能不說這對同文館的開辦是一個極大的制約。更何況，隨著學習內(nèi)容的擴展，同文館所開科目對師資的要求越來越高了呢？

當時中國國門打開不久，對列國各色人等意味著一種機遇，而肯屈尊來后發(fā)展國家尋找這種機遇的，除了懷抱救世熱忱的傳教士，絕少上流人物，誠如齊如山所說：“在西洋各國中，凡有學問道德之人，總有常久的工作，絕對不會賦閑。凡學問不夠，或道德有虧，在本國不易覓工作者，方肯來華找飯碗，雖然不能說人人都如此，但絕對大多數(shù)都是這樣。在光緒庚子以后，因中國已漸漸開通，由西洋來華之人，才稍有專門人才，以前則幾幾乎可以說是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