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比他人計較得失—想想明智若比他人鋌而走險—想想平安若比他人耽于夢想—想想現(xiàn)實若比他人期望更多—想想概率那是1961年寒冷的1月，我父親在工作時跌斷了腳踝。

我那時7歲，正在我們學(xué)校后邊的操場上起勁地打著雪仗。我母親從7層樓的公寓窗口探出身子朝我拼命揮手。我趕快跑回家。

“爸爸出事了，”她告訴我，“我得上醫(yī)院去。”

后來，我的父親弗雷德·舒爾茨在家里吊著傷腳躺了一個多月。我以前還從來沒見過一個人裹著石膏的樣子，所以最初還感覺挺新鮮的。可是那種新奇感很快就消失了。正像許多父親的熟人、朋友一樣，爸爸不能工作了，家里就斷了收入。

他最后的一份工作是做卡車司機，回收舊尿布，把新尿布送上門去。幾個月來，他一直痛苦地抱怨這份臭烘烘的活計，說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工作了?，F(xiàn)在不能工作了，他倒又想念它了。我母親已經(jīng)懷孕7個月，不能出去工作。我們一家沒有收入，沒有醫(yī)療保險，沒有工傷賠償，什么都沒得指望。

吃飯時，父母親在餐桌上嘰嘰咕咕商量著還得去借多少錢，向什么人去借，我和妹妹默不作聲地吃著飯。有時候，晚上響起電話鈴聲，媽媽就讓我去接，如果是要賬的，就叫我對人家說父母都不在家。

我的弟弟邁克爾出生在3月，父母不得不再次借錢來支付醫(yī)院的費用。

多年來，我父親的形象—腳上裹著石膏，歪在沙發(fā)上，不能出去工作，不能掙錢，被拋入底層的那副模樣—一直縈繞在我腦海里。今天回想起來，我對自己的爸爸還是非常敬重的。他高中都沒畢業(yè)，但他是個做事兢兢業(yè)業(yè)的老實人。有時還兼做兩三份工作，只是為了讓家里餐桌上能有食物。他對三個孩子都非常關(guān)心，周末經(jīng)常和我們一起打球，他喜歡揚基隊。

可他是個倒霉的人。干過的全是藍(lán)領(lǐng)差事—卡車司機、車間工人、出租車司機—他一年從沒賺到過2萬美元，因而也沒有能力擁有自己的房子。我的童年是在布魯克林①的卡納西度過的，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寓里。當(dāng)我長成一個青澀少年時，我明白了這是自己背負(fù)的一種恥辱。

漸漸成年的我，時常和父親發(fā)生沖突。我對他的落魄潦倒、對他的不負(fù)責(zé)任深感痛苦。我總覺得如果他肯多多嘗試的話，本不該這樣一事無成的。

他去世后，我意識到自己對他的評價有失公允。他也曾嘗試過要去適應(yīng)體制，但體制毀了他。由于內(nèi)心自卑，他不曾有爬出洞穴出人頭地的可能。

他死于肺癌，1988年1月去世。那是我一生中最悲哀的一天。他沒有積蓄，沒有養(yǎng)老金。最糟糕的是，他從來沒有從自己的工作中獲得過人生的尊嚴(yán)和生活的意義。

當(dāng)時我還是個孩子，腦子里壓根兒不會想到有朝一日自己會成為一個公司的老板，但我曾在心里默默地想，倘若我有出頭的一天，我一定不讓別人淪落到這種地步。

我的父母親不會理解星巴克到底對我有什么吸引力。1982年，我辭去一份報酬豐厚又體面的工作，去了西雅圖那家小咖啡店，它另有5家連鎖店。在我眼里，星巴克并非它原來的那副模樣，而是它將來會有的樣子。這家店深深吸引了我（其中既有激情，也有理性）。我慢慢意識到，如果能把它的意大利浪漫的濃縮咖啡制作技藝和新鮮烘焙的咖啡豆推向全美，那就有可能會讓一種古老商品重新煥發(fā)生命力，吸引成千上萬的人們，正如它強烈地吸引了我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