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道德”

“八七會議”次年初春，革命熱潮依然涌動，盲動政策已經初露端倪。這時，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

在蘇聯時，李立三堅持中國革命仍處在高潮期。他的固執(zhí)驚動了斯大林，后者用了一天半的時間，三次接見包括李立三在內的主席團成員。斯大林費盡口舌，用紅藍鉛筆在紙上畫出起起伏伏的曲線，又在曲線的最低點畫了幾點浪花。斯大林解釋說，這說明中國革命在現時期已經處于低潮，革命是在低潮期濺起幾朵小小的浪花，但切莫把浪花看做高潮。

在權威面前，爭論暫時被擱置。會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李立三回國成為實際上的中共中央負責人，他立即開始醞釀以武漢為中心，包括廣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島、大連、哈爾濱在內的城市大罷工和總暴動。這個計劃因其推行之雷厲風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災難性的。紅軍在攻打武漢時，部隊16000人損失了15000人，丟失了洪湖根據地。中共地下組織相繼被敵人偵緝和破壞。

1930年9月，在蘇聯駐留兩年的瞿秋白被共產國際派回中國，在上海主持六屆三中全會，終止了“立三路線”的發(fā)展，停止組織全國總起義和集中紅軍攻打大城市的計劃。這是在“八七會議”糾正右傾的三年后，瞿秋白再一次受命出手，方向則是糾正“左傾”。

在處理“立三路線”時，瞿秋白多少有些手下留情，只要求李立三做了檢討，而對追隨“立三路線”的干部一個也沒有追究，李立三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員。

瞿秋白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態(tài)度，為李立三開脫：“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國直接領導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實際上我也會走到這樣的錯誤路線……我當然間接的負著立三路線的責任?！?/p>

而隨后發(fā)生的事，卻是他萬萬想不到的。

六屆三中全會后，李立三奉命去蘇聯學習。12月初，共產國際東方部召開關于“立三路線”的討論會，竟把錯誤加在了不在場的瞿秋白頭上。共產國際負責人曼努伊斯基有針對性地說：“兩面派是現在最大的仇敵。”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幫助揭破這個痛瘡，揭破這種小團體的情形，破壞中國共產黨的小團體狀態(tài)”。

在這樣的引導下，李立三說“我實際工作中的錯誤……是在秋白同志影響之下”，“秋白同志的確用了兩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會上的行動，就可以表現出來。黨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團體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p>

這一指責，正中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下懷。

曾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米夫和瞿秋白早有過節(jié)。1928年6月，中共六大結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當時，安徽籍學生王明誣陷中山大學部分同學結成了反革命組織“江浙同鄉(xiāng)會”，瞿秋白派出鄧中夏和余飛去中山大學調查，結果表明并非如此。但米夫堅持認為“江浙同鄉(xiāng)會”是存在的，并在公開場合說瞿秋白是“機會主義和異己分子的庇護者”，心直口快的瞿秋白便向共產國際提出了撤銷米夫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的建議。這個建議很快就被米夫知道了。

1928年秋，經共產國際監(jiān)察委員會、聯共監(jiān)察委員會和中共代表團組成的聯合審查委員會共同審查，作出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根本不存在的結論。可是，在米夫心里，這個梁子算是結下了。

1931年1月7日，米夫前往上海主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會議集中批評的便是“立三路線”和瞿秋白的“調和路線”。

王明早通過不正常的途徑，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共產國際決議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共產國際決議的口徑，修改他的發(fā)言《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化而斗爭》，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兩章將近3萬字，幾乎都是專門批判瞿秋白。文章說，“維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會上，對于立三路線采取了調和、投降態(tài)度”，“現有中央政治局領導同志維它等不能解決目前革命緊急任務，不能領導全黨工作?！?/p>

此時，李立三身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在會上成為活靶子。根據米夫的授意，“最出色、最有才華”的王明被推至中共中央領導核心。瞿秋白則蒙冤受屈，被撤銷政治局委員。他在《多余的話》中回憶：“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墒沁@半年對于我?guī)缀醣任迨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