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世界經濟戰(zhàn)呈現出貿易戰(zhàn)、產業(yè)投資和金融交易混合出現的局面，如果國家沒有一支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家隊伍”以及足夠的“彈藥”儲備，那么在這些戰(zhàn)爭面前就只能被動挨打。

在國內，中國人一直期望經濟學家充當社會的“良心”，這種想法太天真。在美國等國家，經濟學家對內充當“打手”，對外充當“殺手”早已司空見慣。其充當“打手”就是專門為利益集團說話，如發(fā)布各種傾向性非常強的報告，或是炮制不真實、不全面的數據為利益集團張目。對外充當“殺手”則是以經濟援助的名義，為發(fā)展中國家制定各種不利于其長期可持續(xù)發(fā)展的經濟政策等。

這些戰(zhàn)爭很多都是由民間完成的，政府并不直接出面，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實際歷史上很多殖民地也是由東印度公司這些商人完成的。如中國的臺灣曾經被荷蘭殖民者占領過，但是在荷蘭的正史上從不承認他們的國家殖民過中國臺灣，他們只承認荷蘭東印度公司殖民過中國臺灣，這就是鄭觀應在《盛世危言》中所說的典型的“商戰(zhàn)亡國”案例。

金融戰(zhàn)在世界范圍內屢見不鮮。如索羅斯1992年狙擊英鎊，1997年狙擊東南亞各國貨幣，近年高盛狙擊“金磚四國”和“鉆石十一國”，都是非常明顯的例子。

經濟戰(zhàn)早已打響，在這類戰(zhàn)爭中，中國已經輸了好幾陣?，F在中國面臨的經濟戰(zhàn)主要來自美國的商業(yè)界，一個小小的高盛就已經把中國打得落花流水。如果整個美國，也就是“國防部+美聯儲+華爾街”對中國發(fā)動經濟戰(zhàn)的話，那后果將會怎樣，大家可以去想象。這并非危言聳聽，如2009年4月美國國防部還進行了專門的經濟戰(zhàn)沙盤推演。與戰(zhàn)爭推演不同，參與人員均為對沖基金經理、經濟學教授、金融機構高級管理人員。這次是公開的推演，至于那些不公開的推演誰知道進行了多少次。美國是一個善于用戰(zhàn)爭擺脫危機的國家，在本次金融危機時，蘭德公司也曾發(fā)表報告慫恿美國政府通過戰(zhàn)爭救市。

如果中國要在以后經濟戰(zhàn)中取得勝利，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培養(yǎng)人才。筆者查閱了中國的國家標準學科分類，中國目前還沒有經濟國防學這個學科，中國應該盡快建立學科，組織師資，編寫教材，培訓人員，可以說中國已經具備這個條件。首先，世界經濟戰(zhàn)給中國提供了豐富的案例；其次，有像郎咸平、宋鴻兵、張宏良這些已經積累了不少研究成果的學者，可以說經濟國防學這個學科，不能也不應該再空白下去。

經濟國防學與傳統(tǒng)學科國防經濟學是截然不同的。傳統(tǒng)的國防經濟學是以經濟學為工具對傳統(tǒng)國防進行研究，其研究對象是核擴散、資源爭奪、環(huán)境外部性、種族沖突以及恐怖主義等問題；經濟國防學的研究對象則是國際貿易、跨國投資以及跨國金融交易、世界匯率及利率政策的平衡等問題。因此，兩者完全不同。經濟國防學概念的提出是基于全球一體化以來的現實需要。阿根廷經濟危機、東南亞經濟危機、日本經濟泡沫破裂等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不注重經濟國防釀成的惡果。

經濟國防學的概念雖然比較新穎，但這一命題自古有之。春秋時期“種桑亡國”的例子就是對經濟國防學最好的案例。近代由鄭觀應最早提出，并由康有為進行完善的“商戰(zhàn)”理論則是中國近代對經濟國防學的研究記載。在當代，郎咸平、白益民、張宏良、宋鴻兵、劉軍洛、時寒冰等學者的研究中也都帶有經濟國防學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