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這些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yè),由于公司治理的落后,如何保障央企提供的產品價格與服務不脫離市場需求,實現與民眾的需要相吻合,是一個問題。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借助壟斷權與政府讓渡的部分定價權,一些央企更有可能向消費者轉嫁成本以彌補因競爭力不強而對企業(yè)產生的成本負擔。資源型行業(yè)動輒漲價的沖動就是最好的說明。
其二,財政承擔了國企改革成本。國資委副主任邵寧2005年在一次論壇上透露,在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產和國有企業(yè)債務重組及推進國企主輔分離輔業(yè)改制和分離企業(yè)辦社會職能中,僅國企職工身份置換,至少還需要8000億元到1萬億元,由此推算,對于已經改制的國企,財政為其買單不會少于這個數目。換句話說,是國家財政承擔了大量國企本該承擔的責任,國企特別是央企才有比過去強的盈利能力。
其三,民間投資空間需要拓展。民營經濟的充分發(fā)展是中國改革成功的標志之一,也是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的表現。但隨著經濟結構的壟斷化,雖然大量的競爭性產業(yè)和行業(yè)表面看是由民企和個體工商戶占據,似乎有利于就業(yè)環(huán)境的改善,然而實際情況是,由于以中小企業(yè)為主體的民營經濟大都分布在經濟的下游產業(yè),其發(fā)展依賴于上游產業(yè),特別是與上游的能源、原材料、電力、運輸等密切相關。而上游產業(yè)主要由央企壟斷,這樣,當央企主導市場價格和供求趨勢時,很大程度上將決定中小企業(yè)的經濟效益乃至成敗。近年,上游行業(yè)的產品漲價使下游行業(yè)的企業(yè)競爭更激烈,其很大一部分利潤都被上游行業(yè)拿走了,導致下游企業(yè)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中國私營企業(yè)發(fā)展報告》數據顯示,1999年~2004年全國個體工商戶減少了810萬戶,國家工商總局數據也顯示,2005年企業(yè)數減少了30萬。個體工商戶和中小企業(yè)的減少勢必波及就業(yè)。按照工商戶平均提供1.9個就業(yè)機會和私營企業(yè)平均19人的就業(yè)規(guī)模計算,前者將減少1539萬個就業(yè)機會,后者將減少570萬個就業(yè)機會。
兩項合計2109萬個,是2005年年末城鎮(zhèn)實際失業(yè)人數的近一半。
其四,央企應該用其豐厚的利潤回報社會。央企從2007年開始向國家分紅,至2009年,三年時間里共向國家上繳紅利1572.2億元,其中包括2008年電信企業(yè)重組專項資本收益600億元,占全部央企的利潤大概不會超過10%,大部分利潤還是留存在企業(yè)。而這些紅利能否都用在改善民生上,也是一個未知數。
我們可以舉石油的事例來見證一下:
受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2008年7月11日國際油價在攀上每桶147.27美元的歷史高點后,直線暴跌,到當年年底已經跌回2005年的水平,即每桶50美元左右,但國內油價還維持在每桶135美元左右的水平,甚至北京在10月7日竟然還上調了油價,每升漲幅0.17元。直到國家宣布在2009年啟動燃油稅改革,國家發(fā)改委才在實施燃油稅前夕下調了油價,從而使得整整三四個月時間,中國的油價竟然比美國還高。2002年~2009年,中國一共調整了油價21次,僅有3次降價。
上述分析表明,從經濟構成來看,中國的經濟還不成熟。因為構成民生經濟的主體只能是中小企業(yè)。而“量大、面廣、難度高”的民生問題的解決,是需要一個堅實的民生經濟的。目前中國經濟的這種特征以及由此引致的財富向國家和企業(yè)集中,民生的影響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二、自我強化的行政限制
政府行政限制指的是一種面對市場經濟微觀主體的行政法律制度,即政府行政機構通過法律授權,對市場主體的某些特殊行為進行限制和監(jiān)督,其實就是管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競爭性商品市場的絕大部分商品價格都放開了管制,由市場自由定價。就此而言,中國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管制現象比起計劃經濟時期來有著非常大的改善。但另一方面,迄今為止,對經濟發(fā)展和人民福利有著重要影響的生產資料的價格,絕大部分又由政府控制著,例如土地、利率、一些重要資源和能源的價格等,還都牢牢地掌握在政府手里。不僅如此,正如經濟學家張維迎所說,過去計劃經濟下政府管理經濟的許多措施都在規(guī)制的名義下保留了下來。例如,審批制是政府部門用行政手段控制經濟活動的主要形式,盡管伴隨中國加入WTO,從中央到地方都清理了一半以上的審批項目,但數量上的減少并未伴隨相應的質量變化,一些無關緊要的審批廢除了,而許多“含金量”高的審批并沒有廢除。例如說,在一些重要的產業(yè),企業(yè)并沒有真正的投資自主權,即使私人企業(yè)投資仍然要得到政府的批準,甚至一些本已廢除的審批項目又被重新引入。在一些重要行業(yè),“產能過?!背蔀樽柚姑駹I企業(yè)進入的借口。[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