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的幽默卻沒有驅散積在楊勇心頭的烏云。那些人是什么來頭？居然馬上引來主席出面保駕，真怪！

其實，那年頭的怪事又何止這一件呢？！一個星期前，堂堂的北京軍區(qū)政治委員廖漢生，就在開著的軍區(qū)黨委會上被抓走了，“隔離審查”的命令還是林彪親自批的。

楊勇怔了一會，拿起話筒要通警衛(wèi)員：“把那些人放了！”頓了一下又說：“從今天起，門衛(wèi)、內衛(wèi)一律加崗，如有人來鬧事，統(tǒng)統(tǒng)給我堵在門外！”

“演習事件”剛過不久，也就是1967年1月21日凌晨，為敲定華北地區(qū)的一次軍事演習而就寢于京西賓館的楊勇，身為北京軍區(qū)司令員，竟在眾目睽睽之下被軍區(qū)的造反派蠻橫地抓走了，直接送到了預先準備好的軍區(qū)大院批斗會現(xiàn)場。他被一些人強迫著駕了“噴氣式”，還被戴上了用鐵絲簍子制作的高帽，尖利的鐵絲頭在楊勇的頭上劃出了道道血口，鮮血直流。造反派們還野蠻地猛按那頂高帽，想讓楊勇低頭認罪，承認自己是“三反分子”。

楊勇輕蔑地看了一眼那幫張牙舞爪的小丑，對著臺下不明真相的群眾，說：“同志們，我楊勇一不反黨，二不反社會主義，三不反毛主席。如果我有錯誤，歡迎同志們批評。”可是，他的呼吁和自白招來了一陣更粗暴的批斗。

從這天開始，楊勇邁上了比他所走過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歷時更長、條件更殘酷的階下囚征程。一小撮陰謀家為了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對這位高貴的囚徒進行了無休止的殘酷迫害，他的妻子兒女也橫遭株連。但是他和他的親人從沒有絕望過，他們在抗爭，在期待……

楊勇被隔離審查了，而且是一次徹底的隔離。林彪一伙為了隔斷楊勇與外界的聯(lián)系，常常在半夜里用遮得嚴嚴實實的汽車拉著楊勇在北京周圍兜圈子，轉上幾個小時才又開到新地方，用這種辦法把楊勇弄糊涂?？墒?，不管他們怎么轉，只要一到一個新地方，楊勇就能憑著黑暗中遠方地平線上的輪廓和地形地貌，準確地說出這是哪兒，駐防的是什么部隊。那些“護送”他的人常常又驚又怒，逼問楊勇是怎么知道的。

楊勇嚴肅地對他們說：“我的職責是保衛(wèi)北京地區(qū)的安全，這些地方我都親自來看過地形，布置過部隊，有的地方還不止來過一次，作為一名軍人，對于自己曾經勘察過的地方保持清楚的記憶，這是必須具有的基本素質能力，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說到這兒，楊勇又自嘲地說，“只有一點我確實沒有料到，這些地方會成為你們關押我的看守所！”

為了防備警衛(wèi)戰(zhàn)士與楊勇處久了，產生感情，喪失“階級立場”，戰(zhàn)士們總是隔不久調換一批。然而，軍人的感情是樸素的、真誠的，戰(zhàn)士對功勛卓著的將軍的愛也是無私的，在高壓政策面前，他們有的不畏強暴仗義執(zhí)言，有的表面保持沉默而暗地里對將軍采取同情保護的態(tài)度。一位看守楊勇的年輕戰(zhàn)士，曾冒著受處分的危險為楊勇買來雞蛋、掛面，并再三勸慰楊勇說：“司令員，您要保重身體，國家、軍隊都需要您！”一位在革命隊伍中長大的部隊干部，當著看守的面，對楊勇說：“司令員，您的身體怎樣？要多保重呀！”像這樣感人肺腑的事情在楊勇囚禁中是屢見不鮮的。正是這些普普通通的干部、戰(zhàn)士關懷著他們的司令員。

失去自由的楊勇也曾苦苦反思著自己的過去，究竟做了什么對不起黨和人民的事情，以求找到被審查的原因。反思的結果，卻是使他從懷疑自己變成了堅信自己，由不安變成了坦然。他感到問心無愧，同時又對自己的無端被拘和長期關押充滿困惑。他并不擔心自己的處境，他相信太陽終有出來的一天，他在囹圄之中抗爭著，期待著……

1969年4月1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了楊勇：“……有些地方對干部就是揪住不放，有些人將來還是要工作的，群眾理解了，就解放他們。北京的楊勇是怎么回事？……這些人總還是有功勞的吧……”

4月28日，“九大”結束了。5月14日，周恩來總理向黨政機關人員口頭傳達了毛主席在會議上的幾次講話，其中就包括關于楊勇的內容。

然而，身陷囹圄的楊勇是不會知道這些情況的。他唯一可以感受到的卻是近來專案組對他的態(tài)度更蠻橫了，逼供得更緊了。

在以后找到的一本楊勇專案組的工作記錄上關于這一階段的專案工作有這樣一段具體指示：“在毛主席沒有做出新的指示之前，繼續(xù)按敵我矛盾整，一定要盡快整出個結果來?！焙髞?，一位專案組成員在揭發(fā)材料中寫道：“……1969年7月以后，他們（指林彪一伙在北京軍區(qū)的追隨者）看到形勢對自己越來越不利，進一步加緊了對楊勇同志的迫害，決心要在1969年底以前攻下來。在這種情況下，他們要我到‘楊組’加強力量……”

造反派千方百計誘逼楊勇自殺。桌上擺著繩子和整瓶的安眠藥。有人暗示說：“受不了，你可以死嘛。”

黎明前的黑暗期冀著曙光，但它又被最濃重的黑霧所蒙蔽，所以最顯嚴酷。楊勇正是在這種黑暗中受著煎熬。清早，楊勇就被押著到田里勞動；晚上，專案組搞疲勞審查，整宿的輪番審訊，徹夜無眠。楊勇被關的地方四周全是稻田，蚊蟲特別多。他們既不允許楊勇夜里關紗窗，也不允許掛蚊帳，還把一個200瓦的大燈泡放在楊勇的頭頂上，一天24小時亮著，妄想用困倦、蚊咬、燈烤、饑餓、干渴、罰站等精神和肉體上的折磨配合他們疲勞審訊，來摧毀楊勇的意志。

更卑鄙的是他們還千方百計地誘逼楊勇自殺。他們把楊勇關在五層樓上，撤去哨兵，窗戶大開，桌上擺著繩子和整瓶的安眠藥。楊勇每當對這種逼供和折磨抗議時，總會有人暗示說：“受不了，你可以死嘛。”有一次，連續(xù)幾天幾夜審訊，楊勇實在熬不住了，就對他們說：“好吧，你們拿紙來，我按你們的要求交代，可得先讓我清醒清醒……”話沒說完，楊勇已經倒在椅子上打起呼嚕來，整整睡了一天。專案組來催材料時，楊勇在一張紙上寫下了曹植的七步詩：“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真可謂“嚴刑何所懼，浩然正氣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