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紅兵：您曾經(jīng)是“新現(xiàn)實主義”小說潮流的領(lǐng)軍人物，您的“分享艱難”甚至成了這派小說的一個主導(dǎo)詞，就此余杰和摩羅曾經(jīng)批評過你，他們都是我的朋友，他們的思路我大致能理解，我想聽聽你的看法。

劉醒龍：余杰和摩羅面向當下所表現(xiàn)出來的思想狀態(tài)，一直受我的尊重。這也包括你。你也曾對我的寫作有過尖銳的批評。中國文學(xué)有過太多的用暴力來表達不同觀點的悲劇，所以僅僅使用尖銳的聲音，應(yīng)當是文學(xué)回歸坦途、走上坦蕩的正常行為。

說到“新現(xiàn)實主義”及其“領(lǐng)軍人物”，這無疑是你們強加的，說不上接受還是不接受。這是一個正在走向自由與民主的時期，需要這樣說的人自有自身的道理。我居住的城市里，有一些了不起的學(xué)者。我說他們了不起，是因為同為學(xué)院派，但師承更渾厚，學(xué)理更清晰。如武漢大學(xué)的陳美蘭、華中師大的王先霈等，來源于他們的批評，時常一針見血，一劍封喉，讓我聞之臉紅，非得閉門思索許久，才敢重出江湖。如要說兩者的批評有何不同的話，余杰他們更多的是在借助某個話題、某部作品，急風(fēng)暴雨地向外界傳達自己最新的思想。后者就顯得沉靜許多，而更像千年湖水，是用自身充盈的涵養(yǎng)來映照他人。同為學(xué)者，余杰他們對文學(xué)的批評，就像山間溪流，別人的身影尚未照清楚，那些藏在水底里的美麗小魚和清潔卵石先行裸露出來。我的寫作一直是極其獨立的，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都不會與其他人攪在一起。近三年，我有意放下熱炒熱賣的中短篇不寫，就在于我想還原于并且保持住獨立于他人的距離。我也喜歡你們喜歡的那種民間的感覺。對于“分享艱難”，我一直認為正反兩方都在誤讀誤解，真正懂的人有多少我也不知道。那些讀后一聲不吭的人，顯然是最值得懷疑的對象！陳思和早就提醒過人們，此“分享艱難”非彼“分享艱難”，洪水先生后來也有過“當年有關(guān)分享艱難的爭論，都是犯了盲人摸象的錯誤”的感慨。余杰和摩羅的學(xué)養(yǎng)，是值得信任的，閱讀上有分差并不要緊。我也習(xí)慣自己的作品被爭議。一部作品經(jīng)過許多人閱讀后，卻只有一種觀點，那將是寫作者的失敗。在寫作中，我總是十分地盡力，不敢在哪一個字哪一句話上投機取巧。如果有哪一點做得不好，那一定是我的天分不夠，與我對文學(xué)的敬畏之心，對寫作的清潔之情無關(guān)。有機會請轉(zhuǎn)告余杰他們我的一個問題：在我的老家，縣財政每年可以明列在帳上的開支將近一個億，那么去年的一到四月份的財政收入為多少？我曾伸出四個指頭讓北京的一位高官猜過，他從四千萬猜到四百萬，就不敢猜了。我可以告訴你：四十萬！這個數(shù)字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文學(xué)的作用就是和遺忘斗爭

葛紅兵：文學(xué)的作用就是和遺忘斗爭，它一次次將那些被掩埋的恐懼與顫栗、絕望和虔誠呈現(xiàn)出來，歷史必須在戰(zhàn)勝并且超越這一切之后才能獲得自己，個人必須在面對并穿越這一切之后才能獲得新生。那些重大得足以扭轉(zhuǎn)人類思想和歷史進程的事件在人類的記憶中沒有隨風(fēng)而逝；為什么？因為有文學(xué)、歷史，它們讓心靈的震顫和傷痛歷久彌新，不斷地喚起人類對自身歷史的反思和回憶；所以，鐵達尼號沉沒的慘烈會一次又一次地令人屏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會在小說和電影中長盛不衰，而在中國，對于建國以來尤其是文革這一巨大悲劇的審視和描述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新時期伊始，“傷痕文學(xué)”以充沛的情感和聲淚俱下的控訴及時發(fā)抒了人們抑壓已久的憤怒和悲傷，開文革文學(xué)之先河；其后的“反思文學(xué)”則增強了理性思索的力量；此后又有知青小說等等，這是上世紀80年代的事兒。90年代以后，王小波的文革小說給人很深的印象。進入新世紀，你的《彌天》面世，閻連科的《堅硬如水》面世，都非常有特點，寫作模式上突破。收到閻連科的《堅硬如水》時，我還沒有特別留意，看到你的《彌天》，你們兩個當代文壇非常重要的作家，不約而同地寫這個題材，有的時候我會想這里面是不是有某種特殊的意味。我覺得，《彌天》是一部真正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小說，對以往文革小說有很大的超越，它真正地達到了人性挖掘的深度，它真實的筆觸，從各個方面直指那歷史的悲劇，將時代的荒涼與殘酷、瘋狂與墮落表現(xiàn)得淋漓盡致。但是，《彌天》在上海開研討會的時候也有論者指出，你的小說在主題上沒有突破文革小說的“否定、控訴、反思”模式，對這樣的批評你怎么看？現(xiàn)在也有另一類文革小說，前些天收到上海作家程庸的長篇《德令哈囚徒》，也寫文革，它的語調(diào)是抒情的，溫婉的，他寫了精神壓抑，但是，也更多的是青春的懷戀。

劉醒龍：在我們的文化里，思想力量與情感力量總是無法形成一股合力，相反，老是互為反作用力。這些年來，我們的祖國為何總被國際社會妖魔化？我們的民族歷史為什么總得不到國際社會的尊重？就因為歷史的同代人缺乏足夠的人格力量，缺乏坦誠和忠實！譬如侵華日軍在南京施行的滅絕人性的大屠殺，如此鐵證如山的慘烈的事件卻得不到國際政治的認真對待。以民族獨立、國家富強和自由民主平等為目的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也一直受到世界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漠視和敵視。問題不在于我們總在強調(diào)張揚民族精神。然而，問題肯定與我們對大惡的文革及其泛文革背景仍舊懷著種種曖昧之心有關(guān)。大惡的文革是一場無人幸免的災(zāi)難，大惡的文革也是一場人人都在表演丑陋的活劇。只有當每個人，包括張志新和遇羅錦這樣的烈女壯士，全都帶著原罪感來看文革時，對文革的批判才算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