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想而知，在北歐公司的幾年德萊葉時時承受著商業(yè)壓力。利來利往，創(chuàng)作是否還有可能？在他心里，只有賦予導演絕對的權力，讓導演凌駕于制作，才有可能使電影的藝術性抵消它的商品性質(zhì)。但這在丹麥是不可能的。在北歐公司，導演必須遵從兩個人的意見：制片人和片廠經(jīng)理，由他們決定拍攝項目和預算。原則上拍攝成本要盡量低，周期要盡量短。實拍時根本無暇彩排，演員們甚至未必知道自己的臺詞，在現(xiàn)場聽導演說什么就是什么，當一個場景完成拍攝，整個攝制組馬不停蹄地換景投入下一場，忙著換服裝的演員經(jīng)常氣還沒喘勻就得上鏡。[1]

因為拍攝過程是半即興的，所以導演仍享著一些自由發(fā)揮的空間，至少他能決定對白，能設計具體場景，取舍細節(jié)。何況，選擇演員的決定權還在他手里。粗放的工作模式也便于導演掌控表演風格和影片節(jié)奏。所以烏爾班·加德感嘆，這種模式下，導演的聲音就是決定的聲音，導演的靈魂滲透在影片中。[2]

1917年，德萊葉在給弗斯特的信中寫道：“老話說，如果一個人在一個職位上超過五年，就到了該提升或該走人的時候。我想我的五年之期也該到了！”[3] 那正是一個轉(zhuǎn)折點。丹麥的導演們步著演員們的后塵，投奔異域。到1919年，奧古斯特·布勞姆和桑德伯格是碩果僅存仍留在北歐影業(yè)公司的導演。德萊葉是在1918年的春天被提升為導演的。

他的第一部長片《審判長》，讓他體驗了一回導演的自由。他親定了演員和拍攝團隊，他親自撰寫的劇本，愛米爾·弗朗佐的原作是他在任文學顧問期間就買下版權并心儀已久。這是一出發(fā)生在上流社會的情感劇，所以北歐影業(yè)公司的經(jīng)理曾盛贊德萊葉“回歸了傳統(tǒn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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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ad: Filmen，第111~112頁，另見Norgard：Levende billeder I Danmark ，第40頁。

[2]　Gad: Filmen，第109~120頁，德萊葉曾形容“歐洲電影的生產(chǎn)法則是圍繞制片人，制片人挑選劇本、助理，甚至越俎代庖來導演”。

[3]　1917年10月31日德萊葉給Frost的信，由丹麥國家電影資料館保存。

[4]　Ebbe Neergaard: Larling og mester ，收錄于50 Aar I Dansk Film ，第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