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家）從多種因果關系序列中僅抽取出其中具有歷史重要性的那些因果關系，而判斷的標準是他有多大能耐將它們嵌入自己的理性解釋與理論模式。其余的因果關系則作為歷史的偶然被丟棄，這并不是因為因果關系本身有什么不同，而是因為它們與主題不相關。歷史學家用不到它們，它們無法得到理性的闡釋，對過去或未來都沒有什么意義。

卡爾的這種觀點只不過是另一種黑格爾歷史觀，即仍然把歷史看做是一個理性的、目的論的過程。他最后的結論是：“歷史學家工作的實質(zhì)即把勝利者推到顯赫的臺前，將失敗者拉入陰暗的幕后。”因為“歷史的本質(zhì)就是……進步”。這很明顯是種情緒化的觀點。在《歷史是什么？》第二版的注釋中，卡爾先驗地反對“宇宙以一次隨意的大撞擊為開端，并將終結于黑洞之中”，認為這種理論“反映的是當代的文化悲觀主義”。作為一個徹底的決定論者，他將這種理論中不確定的“隨機性”，看做是“對無知的推崇”。

E·P·湯普森也以類似的方式回到了決定論立場。他與卡爾一樣嘗試在波普爾嚴格的反理論的經(jīng)驗主義與阿爾都塞嚴格的非經(jīng)驗主義理論間尋找中間道路，這源于他對意義的渴求—渴求“理解社會現(xiàn)象與因果關系間的聯(lián)系”。和卡爾（以及克里斯托弗·希爾）一樣，湯普森本能地反對一切偶然性概念。他想要找到“對歷史過程（因果關系方面）合理性的解釋……一種客觀知識，一種擁有確鑿證據(jù)、在對話中得到揭示的知識”。但湯普森提出的“歷史的邏輯”—“一方面是概念與證據(jù)在若干連續(xù)性假設引導下的對話，另一方面是經(jīng)驗主義式的研究”—并不比卡爾所謂的“理性”因果選擇論更令人滿意。從根本上說，它只是重溫了一番黑格爾哲學。

如此一來，卡爾和湯普森二人對反事實論證嗤之以鼻就不足為怪了。然而，即便是英國的馬克思主義者也發(fā)現(xiàn)要完全舍棄反事實分析是很困難的。當卡爾在思考斯大林主義的災難時，他也免不了會問，這是否就是布爾什維克最初的計劃所導致的？或者“如果列寧一直活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并仍然擁有強大的掌控力”，他是否不會像斯大林那樣？卡爾在第二版的注釋中提出，列寧如果在世時間更長一些，也許能夠“減輕高壓政治的成分……在列寧當政期間，局勢不一定會更平穩(wěn)，但也不會發(fā)生已有歷史上的那些事情。列寧不會允許斯大林常?？v容對指標記錄的歪曲”。埃里克·霍布斯鮑姆以類似的論證完成了他1789年以來的四卷本世界史《極端的年代》—被看做英國馬克思主義者最偉大的成果?！稑O端的年代》在很多方面都論及一個隱含反事實推論的大問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蘇聯(lián)處于充分工業(yè)化時期，打敗德國并“拯救”了資本主義，假如沒有出現(xiàn)這樣一個蘇聯(lián)，會發(fā)生什么？不管卡爾和霍布斯鮑姆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怎么樣，有一點很明顯，盡管他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都自稱是決定論者，但最終都不得不提出反事實的問題。

遺憾的是在年青一代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那里，像他們這樣對嚴格目的論證的脫離很難再見到。在葛蘭西的激發(fā)下，他們更傾向于關注工人階級受壓迫或受控制等問題，同時包括因女權主義興起對婦女問題的關注（以性別取代馬克思斗爭學說中的階級）。新左派的“底層歷史”也許的確顛覆了卡爾“歷史就是贏家的歷史”的觀點（盡管從某種意義上說，歷史學家正將過去的輸家作為現(xiàn)在或未來的贏家進行研究），但這只是體現(xiàn)了他們比以往更加堅持歷史發(fā)展的決定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