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這種個體化傾向，集團心理學或集體“心理”的人類學模式一直最受歷史學家的歡迎。尤其是克利福德·格爾茨的“深描法”—旨在將一套“表意符號”納入一個容易理解的結構—吸引了許多仿效者。結果形成了一種新的文化史，在這種文化史里，（廣義上的）文化多少從傳統(tǒng)的物質基礎決定論中擺脫了出來。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因為人類學學者作田野調查的方式，部分因為“國民性格”概念已經臭名昭著，還有部分則是因為政治術語“團體”（一般指的是地方性的通俗文化而不是更高層面的民族文化）的風行。?，敿~埃爾·勒華拉杜里的《蒙塔尤》和娜塔莉·澤蒙·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可能是所謂的“微觀史學”的經典范例了。但也有人將同樣的技巧運用于國家乃至國際等更高層面的文化，最為成功的則要數西蒙·沙瑪。

不過，對于這種新的文化史也有不少反對聲。首先，“微觀史學”以如此瑣碎的主題為研究對象，導致又陷入了好古癖（盡管歷史學家對主題的選擇通常由他自身、出版商和閱讀市場來決定）。一個更有力的反對則是針對因果關系問題。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一樣，歷來更關心結構而非變化的過程。因此，采用人類學模式的歷史學家在解釋諸如巫術信仰的沒落之類的問題時，往往會被迫訴諸自身學科的傳統(tǒng)資源。最終，最為嚴重的是對“集體心理”的“深描”很有可能淪為過分的主觀主義，即僅偶爾聯(lián)系經驗事實的自由敘述。在任何意義上聲稱這種歷史具有科學性都是值得懷疑的。

敘事決定論：何不虛構歷史？

近些年人們再度關注起敘事形式，其部分原因在于這種偷偷摸摸的主觀主義，還有部分原因在于歷史學家始終對變化而非結構保持著強烈的興趣。當然，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歷史學家的首要作用是在某種秩序中整理和敘述過去發(fā)生的事件?？ㄈR爾和麥考利以他們不同的方式體現了這一點。路易斯·明克在將“歷史知識的目標”歸結為“發(fā)現事件背后的規(guī)律”和“將事件有序關聯(lián)起來”時，實際上是重新表述了維多利亞時期的一種觀念。這解釋了為什么海登·懷特及其他人對19世紀那些偉大的“文學作品”又重新燃起了熱情的原因。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敘事形式的復興受到了某些傳統(tǒng)主義者的歡迎，特別是那些（簡單地）把科學化的歷史等同于計量歷史學中的數字運算的人，對此尤其熱衷。巴贊在對“新”歷史的批評中，歡欣鼓舞于歷史寫作中的主觀主義，并附和卡萊爾，認為過去的事件其本性就是混亂不堪的：

自然科學是一體的，而歷史卻五花八門，交叉重疊，相互抵牾，不斷爭執(zhí)，各自為戰(zhàn)，態(tài)度偏頗，觀點又含糊不清。每個觀察歷史的人都會根據自己思考與想象的能力來重構過去，這樣做的缺點很容易體現在其作品中：誰也不會上當。但歷史版本的多元化并不意味著它們都是錯誤的。我們毋寧說它們反映了人類的心靈……歷史的主要效用就是展示過去不可預測的、“毫無條理”的無序狀態(tài)（這源于人類對于表達的渴求以及為表達而進行的努力）……在寫作時想要克服這一點是毫無意義的……人類的實踐、信仰、文化和行為無法用同一標準來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