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系發(fā)軔于晚清,覆滅于1927年,幾乎與北洋軍事集團相始終,前后達半個世紀之久。
晚清時期,中國社會處于歷史轉型期,中央政府獨裁行政的統(tǒng)治能力受到削弱,權威漸失,加上新式人才匱乏,以致無法行使某種行政職能,于是社會政治生活中便出現(xiàn)了各種各樣的派系集團,開始拾遺補缺,漸至不可或缺,形成事實上的權力中心。在此大背景下,交通系便應運而生了。確切地說,交通系是伴隨著晚清鐵路、航運、郵政、電報所謂交通四政的發(fā)展而崛起的政治派系集團。
這一派系的政治能量巨大,為同時期其他派系所遠遠不及,原因在于:第一、政治上不預設定見,緊跟北洋實權派,先隨李鴻章,后跟袁世凱,最后又攀上段祺瑞;第二、經濟上霸占著交通四政為基礎發(fā)展起來的實業(yè)資本,實力雄厚,是當時中國實權派不得不拉攏依靠的對象;第三、派系中擁有一批響當當?shù)念I袖人物,如早期梁士詒、中期徐世昌、末期曹汝霖,使得交通系始終擁有維持人心的精神力量,凝聚力自然強于其他派系。
此外,交通系在民初政壇上強勢不倒的地位,與它注意吸納似朱啟鈐之類的能人政客,并通過這些人廣泛結交社會各階層頭面人物不無關系。
朱與徐相識,瞿鴻禨尚未遠離權力中心,地位遠在徐這位袁世凱小站練兵的幕僚之上。不過兩人地位很快發(fā)生逆轉,1907年后,瞿因忤逆慈禧旨意,與當權派奕劻發(fā)生矛盾,被罷斥回籍,而徐因袁當年派他去西安孝敬慈禧太后一大筆救命銀子的關系而日益得寵。但徐未因瞿地位的衰落而冷落朱啟鈐,相反待朱日厚。原因在于朱干練務實的做事本事是徐極為欣賞和急切需要的。此前朱已投貼給徐,算是徐的門生。
舊時讀書人大都有三類老師:幼年負責開蒙心智,訓練文字者為蒙師;稍長治經,教授科場制藝者為業(yè)師;待到參加科考奪得功名,主持該科考試閱卷者便是這個人的座師。在蒙師和業(yè)師面前,讀書人一般多自稱為弟子或學生,只有在座師面前才自稱門生。顧名思義,這個門便是政治權貴之門,因此座師實際上便是門生初入官場的政治引路人,而待到門生日后政治上發(fā)達了,座師也就多了一位政治援手。因此,“門生”總是與“故吏”一詞并稱,奧秘就在于門生與故吏的作用相似,其數(shù)量的多寡往往決定著一個人政治地位的高低和影響力的大小。同時,門生比故吏更多一層深意,那就是可以顯示座師的學問根基。門生質優(yōu)量多,自然可以說明座師的學識淵淹古今。正因如此,晚清時期,科舉雖為新學所替代,無卷可閱的官僚們,還是利用自己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資源大收門生貼子?!白鶐煛币簿脱葑兂闪恕白鴰煛薄跈辔簧鲜臻T徒。學問砥礪的味道日漸稀薄,而政治援手的意味日漸濃厚。
鑒于座師門生這種“政治上相互援手、身份上彼此襯托”的利益關系,于雙方都大有好處,所以像徐世昌這樣科班出身的舊官僚當然愿意收朱啟鈐這類務實干練、前程不可限量的門生了。
作為徐氏的門生,朱啟鈐政治上亦步亦趨,緊跟徐世昌。徐任巡警部尚書,朱是該部警察總監(jiān),徐轉任東三省總督,朱也跟著調任東三省蒙務局督辦。特別是在東三省期間,朱隨侍左右,與徐情同父子,據(jù)說后來朱啟鈐認徐氏為義父。在徐的著意提攜下,朱政治上日漸發(fā)達,與徐利害與共,相互襯托。民國初年袁氏稱帝期間,徐世昌自恃清朝遺老身份,不好意思出來當官,但又不甘心退隱江湖,于是便讓他的這位歷任兩屆內閣交通部總長、一屆內務部長,代理過兩天國務總理的門生朱啟鈐充當自己的政治影子,間接發(fā)揮著政治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