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絕其道，務(wù)使并進”和官營鹽鐵沒什么區(qū)別，官營鹽鐵是搞經(jīng)濟壟斷，獨尊儒術(shù)是在搞思想壟斷；儒家思想要“以德治國”，雖然王符在東漢時才寫出《潛夫論》，才說出“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但兼聽則明的道理早就存在，是個常識，這點漢武帝不會不明白。漢武帝非常需要董仲舒的文化獨裁主義，因為他的軍事遠征戰(zhàn)略需要大量的軍費，需要大幅改變漢高祖以來的既定國策，所以，沒有一個強有力的理論支持，他是無法統(tǒng)一思想的。

在漢武帝之后，儒家學(xué)說占據(jù)了主統(tǒng)地位，但儒家學(xué)說中的仁義禮智信，忠孝寬勇和這些信條卻沒有成為成為當朝人們的行為準則，更沒有成為官場的行為準則，相反，中國歷史真正的主流文化是權(quán)謀之術(shù)——很諷刺的是，尊崇儒家信條2000年的中國，卻只誕生了包公、海瑞這樣屈指可數(shù)的幾位“青天大老爺”，其實看看包公和海瑞做的那些事，不就是“處其位謀其政”嗎？可是他們卻成了榜樣，為什么？因為他們是滿朝官員眼中的“迂憨”，如果按照儒家思想的標準，這些官員不說全部都應(yīng)該是充滿智慧的高人，至少也應(yīng)該是清官吧。包公、海瑞這樣的人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那不就是說滿朝文武官員都是“淤泥”嗎？不想在這“淤泥”里打滾的人，就學(xué)陶淵明歸隱了。鄭板橋有一句名言：“難得糊涂”，不知道孔老夫子在天之靈如何評論鄭板橋這句話。

其實，儒家最精妙之處不在于那些絢麗多彩的仁義禮智信這些字眼，而在于尺度可寬可松，也就是由在其位者自行掌握，也就是橡皮筋管理方式。這看似寬松大度，實際上奧妙就在于此，也就是說儒家學(xué)說是和人治最配合的，是人治最需要的工具，也是最能體現(xiàn)人性的。但社會需要秩序，所以，要制定一套“寬松”的制度法令，而由人來具體掌握，而不是剛性的成文，否則就像荊軻刺秦王時那樣，臺上刺客追著秦王跑，臺下的武士就是不敢登臺救駕，只能干看著，因為秦朝法律規(guī)定，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帶著武器登上皇帝的臺子。然而，換一個角度，這樣的話，誰還敢貪污？誰還敢潛規(guī)則？儒家思想外儒內(nèi)法，就是表面上大家都遵守儒家教義，都很正人君子，但實際上每個人都有一套自己的內(nèi)法。自秦漢以來，當鹽鐵官營之后，官本位就成了社會的核心，而吏治文化也就早已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而這也就成了中國真正的文化。從中國社會中最大的官開始，層層俸行“外儒內(nèi)法”，一直到社會的最底層。韓非子早就用法家的語言將人治社會的真諦講述的清清楚楚，他說：“設(shè)法度以齊民，法不阿貴，繩不撓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辭，勇者不能爭。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边@看起來是在說法律，但實際上，這是一種“勢”，人心真正懼怕的就是這種勢。同時，韓非子也明確說明，除了要有“勢”之外，還要有“術(shù)”，帝王應(yīng)該“藏之于胸中，以偶眾端，而潛御朝臣也”。也就是說，帝王應(yīng)該不露真相，心中的所思所想要藏起來，用暗中的力量駕馭朝臣，說得很明白，管理人要依靠人所懼怕的“勢”，而這種“勢”不能擺在桌面上，而是要藏起來，暗中發(fā)力。韓非子的意思是，既要有明明白白的法律放在那里，無論權(quán)貴賤民違法了都要追究，但作為帝王，要能絕對駕馭人還需要慎密的心術(sh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