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夢麟并不是唯一有興趣觀察美國社會風俗的人，其他中國留學生也都睜大了眼睛。然而由于種族和語言的障礙，他們中大多數人并不能輕易地接觸美國人，而只能遠遠地觀察他/她們。他們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在美國女性身上。

世紀之交的美國處于一個社會和文化深刻變化的時期，這體現在受高等教育和就業(yè)女性人數的迅速增長，白人中產階級婦女生育率下降，以及離婚率激增。[1]另一方面，維多利亞道德仍然起著作用，傳統的家庭生活模式仍然有影響。到了1910年代，純粹以家庭角色定義女性不再合時宜了[2]，體現獨立精神的新式婦女開始“登上舞臺”。

女人對男人總是有吸引力的，但中國男學生特別對那些有高等學歷的女性感興趣。20世紀初，中國許多受過教育的男性已經接受了女子必須接受教育的觀念，但如本書第四章中所指出的，他們對女子教育會帶來什么后果有些焦慮不安。女性接受教育后會發(fā)生什么變化？這是許多中國男人想知道的。通過觀察美國女人，中國男性可以來想象中國女性——她們的生活剛開始發(fā)生深刻變化。在一篇寫于1914年的文章中，朱起蟄贊揚美國的女子教育，認為它成功地把傳統女德移植到現代女人身上。[3]除了懂得烹調、縫紉、穿著整齊、行為得體之外，美國女子還體現了勤懇儉樸、善解人意等美德。朱把美國女子的良好行為歸功于她們在女子學院受到的教育。同齡女性在一起的群體生活促成了“群德”的建立。朱起蟄認為，這為美國女子承擔家務責任及創(chuàng)建和睦家庭做了充分準備。與此相反，中國婦女因為生活在孤立的環(huán)境中，失去了發(fā)展“群德”的機會。

不能或不愿看到女性受高等教育也會造成對傳統性別秩序的挑戰(zhàn)，朱起蟄把他根植于中國傳統的關于婦德的觀念投射到美國女大學生身上。相比之下，一名在耶魯讀書的中國學生Kai F Mok（莫[音譯]）對這個問題的理解更為清醒。他講述了他的美國朋友莉迪亞的故事。[4]莉迪亞是個激烈的女子參政權鼓吹者，甚至前往倫敦參加一個有關會議。在那里她遇見了未來的丈夫。結婚之后莉迪亞完全變了個人。她不僅認識到她“為妻的職責”與政治不相容，還發(fā)現“所有雌性的生物都比雄性的弱小”，因此“女人只能做男人的助手和陪伴，讓男人做她的保護者”。[5]Mok顯然很高興看到莉迪亞在走了一番彎路之后，回心轉意地接受家庭為女人的歸宿。

與Mok不贊同莉迪亞的參政熱情相反，嚴迪恂對他在火車上遇到的一位有類似特點的美國女子卻十分欣賞。這位密歇根大學畢業(yè)生與尋常女性不同，對政治和新聞十分感興趣，“像政治家一樣熱情”。她去過日本和香港，一旦戰(zhàn)爭（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還打算周游世界。聽她講述自己的冒險經歷，作為一個男子，嚴迪恂既感到汗顏，又受到強烈吸引。兩人分手后，嚴渴望能找到類似的中國女子做伴侶。[6]他倆邂逅于1918年，彼時美國的“新式婦女”已使傳統的家庭婦女相形見絀，同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聲勢在一步步擴大。在這種形勢下，嚴迪恂比前兩位男士更欣賞女子的獨立精神并非偶然。

盡管在教育能給女人帶來什么的問題上存在分歧，男生們一般都認為，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更有趣味。F.L.Chang（張[音譯]）評論說：“美國女子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談話對象。她們受過高雅藝術的熏陶，更懂得悅人之道?！盵7]相比之下，照W.S.Ho（胡[音譯]）的說法，她們的“東方姐妹”“在可憐地浪費時日”，既沒有經過“音樂一類高雅活動的訓練”，也沒有“戶外游戲”和“舞蹈”專長。[8]我們看到的是一個既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