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現代奧林匹克之父顧拜旦

1863年１月１日，皮埃爾·德·顧拜旦出生于法國巴黎的一個貴族家庭，承襲了男爵頭銜。童年的顧拜旦非常喜歡拳擊、賽艇、擊劍和騎馬等項體育活動，并喜歡畫畫，彈鋼琴。1880年，顧拜旦進入法國著名的圣西爾軍校，不久后退學進入法國巴黎政治學院，隨后進入法國巴黎大學法學院學習，獲得了文學、科學和法學三個學位。1893年起顧拜旦進行比較教育學的學術研究。他一生竭盡全力倡導奧林匹克精神，被譽為“現代奧林匹克之父”。

1875年至1881年，顧拜旦對不斷發(fā)掘出來古代奧運會遺址產生極大的興趣。1891年，他訪問了希臘的奧林匹亞—奧林匹克運動的發(fā)源地，由此萌生了應以古代奧林匹克精神來推進國際體育運動的想法，以創(chuàng)辦現代奧運來弘揚奧林匹克精神。1892年12月25日，顧拜旦首次在巴黎索邦大學舉行的法國田協(xié)成立５周年紀念大會演講中發(fā)表了“復興奧林匹克運動”的口號，提出了恢復和創(chuàng)辦現代奧運會的想法。1893年，在顧拜旦的推動下，在巴黎召開了“恢復奧林匹克運動代表大會”。1894年6月23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成立，顧拜旦當選為秘書長。1913年，顧拜旦為國際奧委會設計了會徽、會旗。1937年9月2日，顧拜旦在瑞士日內瓦去世，被安葬在國際奧委會總部所在地瑞士洛桑，他的心臟安葬在希臘奧林匹亞的科羅努斯山下。

顧拜旦的一生有《運動的指導原理》、《運動心理之理想》、《體育頌》等著作。其中，最有名的是他在1912年斯德哥爾摩奧運會期間發(fā)表的《體育頌》，并因此而獲得該屆奧運會金質獎章。他不僅是一個杰出的國際體育活動家，而且是一個卓有成就的教育學家、歷史學家。他的一生對國際體育事業(yè)的發(fā)展產生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在法國國家奧委會的大廳里，矗立著顧拜旦的銅像。

2.聯合國第六任秘書長加利

1922年，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出生在一個科普特家庭，祖父在21世紀初任埃及首相，父輩中也有外交大臣等高級官員。當埃及政治上經歷急劇的動蕩時，小加利在開羅市中心發(fā)加拉區(qū)豪華的宅院內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代。1945年加利畢業(yè)于開羅大學法學院法律系，1949年27歲的他以優(yōu)異的成績在巴黎大學獲得國際法法學博士學位。他精通英語、法語和阿拉伯語。

留法回國以后，加利擔任開羅大學政治系主任、國際法教授。1954年，加利作為富布萊特學者前往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國際法并擔任客座教授。1991年11月21日，經過激烈的世界性政治競選，聯合國安理會15個理事國在紐約總部對第六任聯合國秘書長進行決定性投票，以11票贊成票當選。1992年1月2日，加利正式出任第六屆聯合國秘書長，并成為第一個擔任此職的非洲人，他于1996年12月31日卸任。

加利學識淵博，精通多種語言，他一直保持著拂曉起床寫作的習慣，如今已有100多本關于國際事務、外交、法律、經濟和政治科學的著作問世。在政治上，他是一位國際法專家，在北南關系、第三世界和非洲問題上有深入的研究。由于在學術和政治上成績斐然，加利先后獲得了24個國家授予的獎章和榮譽稱號。1995年4月，因為加利在擔任聯合國秘書長期間對地中海問題地區(qū)國際問題的解決作出了杰出貢獻，他獲得了希臘奧納西斯國際諒解和社會成就獎。

3.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恐怖實施者羅伯斯庇爾  

馬克西米利安·羅伯斯庇爾，1758年5月6日生于法國外省的一個律師世家。童年的他母親早逝，父親離家出走，導致他心性孤僻，好勝心強。11歲的羅伯斯庇爾得到了一筆數目不小的獎學金后到巴黎路易學校學習，1781年獲得巴黎大學法律碩士學位。

1788年，羅伯斯庇爾因發(fā)表《致阿圖瓦人民書—論改革阿圖瓦三級會議的必要性》一文對三級回憶歷史進行敘述并對法國面臨的經濟政治危機進行了正確分析而當選為第三等級代表。隨后通過多次在三級會議及制憲會議期間的發(fā)言，羅伯斯庇爾在全國的聲望逐漸得到提升。同時通過參加雅各賓俱樂部，他結識了很多有識之士，為他后來成為雅各賓派的領袖打下了基礎。1792年經過法國幾經跌宕的起義，羅伯斯庇爾作為巴黎代表中得票最多的候選人進入法國9月21日成立的國民公會。1793年6月，羅伯斯庇爾當選為新國民公會的主席，隨后他改組革命法庭，簡化審判程序，從6月27日開始雅各賓專政，即“恐怖統(tǒng)治”，以革命的恐怖政策懲罰罪犯和革命的叛徒。由此，國王的親屬和大部分貴族以及成千上萬的無辜的人被送上斷頭臺。1794年發(fā)生熱月政變，羅伯斯庇爾和他的追隨者一起被送上斷頭臺。

當人們以旁觀者的眼光來審視當時法國革命時，羅伯斯庇爾成為了革命特別是恐怖統(tǒng)治時期最有爭議的角色。支持他的人認為在革命中即使實施恐怖專政是歷史的需要，但他仍起到遏制激進派的作用，死在他手下的人數遠比富歇和俾約-瓦倫等人少。而批評他的人則認為他是一個心狠手辣的領導者，是恐怖統(tǒng)治的理論家。盡管對他一生的作為眾說紛紜，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抹去他給法國革命和世界歷史帶來的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