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向內需型經濟的轉向，不僅被很多人作為中國繼續(xù)保持高速增長的法寶，也被主流思想界幾乎一致認定為實現(xiàn)全球經濟再平衡（而不是全球體系崩解）的不二選項。這令我們想起20多年之前發(fā)達國家對日本同樣耳提面命。然而，20多年過去了，日本的內需似乎并沒有為全球再平衡作出什么貢獻，而其出口導向型的結構特征也依然故我。這提醒我們，無論是內部和外部，對中國內需的作用可能都過于樂觀了。很難想象，一個出口導向型的國家一夕之間就能神奇地轉換成另外一種模式。這是一個漫長而且充滿難以想象挑戰(zhàn)的過程。日本就是一個鮮明的歷史案例。在全球體系停止擴張甚至收縮的時候，任何真實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將是一種零和博弈。一個民族國家有所得，必然意味著另外一個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國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價。在《繁榮與泡沫》一書中，作者羅伯特?布倫納正確地提示我們：“必須牢記的是，直到1998年，作為初始條件的國際性制造業(yè)產能和產量過剩，使得占世界主導地位的（包括美國、日本、西歐、東亞，現(xiàn)在再加上中國）國家很難同時實現(xiàn)經濟繁榮?！?/p>

知道這一點，我們就能知道再平衡對民族國家在政治上構成的巨大風險。對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國家來說，這種代價甚至是致命的。顯然，真實世界的再平衡遠不像經濟學家理論世界中那樣美妙和自洽。事實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就是以一種慘烈方式來實現(xiàn)全球經濟再平衡的一個歷史過程。只不過，它同時也實現(xiàn)了資本主義在全球市場歷史中的一個體系轉換。這種再平衡和體系轉換的結果，是美國憑借它在土地、人口、內部市場等優(yōu)勢在眾多的霸權競爭者中成為最后贏家繼而領袖群倫。

從1978年開始一直延續(xù)至今的中國經濟增長，主要受到了兩個基本因素的推動。一個是內部的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另外一個則是全球市場體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擴張。這兩個因素相互接續(xù)，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國持續(xù)高速的經濟增長。從最近30年全球經濟的發(fā)展歷史觀察，凡是具備上述兩項基本因素的新興大國經濟體，都出現(xiàn)了與中國類似的高速增長。其中最為人熟知的莫過于所謂的“金磚四國”。印度、巴西、俄羅斯的內部自由化及市場化改革雖然大約晚于中國10年左右，但一經啟動，并與全球體系擴張結合在一起，也立即開啟了持續(xù)高速增長之路。其持續(xù)時間與增長幅度與中國相比并不遜色。非常清楚，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先后開啟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動全球市場體系得以蓬勃擴張的一個重要動力，而全球體系的擴張反過來也為這種自由化和市場化提供了更加廣闊的空間和市場深度。

內部自由化和全球體系擴張相互作用的一個歷史后果，就是我們在冷戰(zhàn)結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經濟增長。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不過是這個浪潮中的一支而已。由此觀之，中國所謂的經濟奇跡就再也不是什么難以解釋的神秘事物，而建基于這個奇跡之上的所謂中國模式就更像是子虛烏有的杜撰和想象了。沒有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全球體系的迅猛擴張，中國內部市場化及自由化所釋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20世紀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當多的證據(jù)證明，中國在新千年之后的經濟增長大部分是由體系擴張推動的。這一動力轉換的一個明顯標志就是中國加入WTO。當然，僅僅依靠外部體系擴張，沒有中國內部的自由化、市場化作為呼應，中國的經濟增長同樣很難達成。但不管怎么說，自20世紀90年代之后，中國的經濟增長始終是全球市場體系擴張的一部分。

毫無疑問，中國的經濟增長有其特殊的制度動力因素（即壓低成本的能力，參見本書“中國模式還是中國想象”一文），但這種特殊因素的影響遠遠不足以與前述兩個因素相匹敵。相反，從一個更加長程的歷史角度觀察，這些特殊因素在未來很有可能構成中國經濟一個沉重的負資產。比如，在中國過往經濟增長中被嚴重透支的環(huán)境、資源、土地租金、社會資本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