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集》中有“俳諧”之名，實則《萬葉集》時代已有此體。然“風情”只是“風情”，“風姿”只是“風姿”，“姿”與“情”偶爾相遇，但也不能強之曰“姿情”。這是古人的情形。漢詩、和歌、連歌、俳句也有這樣的變化，這種變化并非誰人特意所為，而是自然之理，正如春暖花開，秋末葉落一般。

這種說法，使人感到與“不易、流行”的思想有相通之處，但是，從根本上說，這里論述的只不過是“姿”“情”的歷史變遷問題，而“不易、流行”的字眼，在《新舊論》中，自始至終都看不到。

我們再看看《俳諧十論》當中的《變化論》，作者一開篇就寫道：俳諧之變化，乃世間法則。正如今天我們所理解的萬物變動不居之理，大者指天地變化，或見雨而喜，或見風而悲。春來花開，秋去葉落。變化乃天地之常，變化之巨，人有所不知。此處所說的俳諧之變化，大者指古今之變，小者指一卷之變也。

接著就是該篇的內(nèi)容，主要是對一卷當中的唱和變化的方法做了具體論述，也就是所謂“有心附”“會釋”“遁句”等之類的問題。因而此處所謂的“變化”，不外是指連句中的“變化”的意思。這一點與俳諧的特殊技法有關(guān)，當然具有重要意義，但這與蕉門的其他俳論書中的“不易、流行”的問題，完全是兩回事。在支考的文章中，能使人想起的最接近于“不易、流行”論的是《葛之松原》中的一段話，但這段話也不是從“不易、流行”的角度說的。支考說：

以古事構(gòu)思，則古事亦新，句子亦奇。須知此乃所謂不變之正道。追新求奇，雖不能說是有何不好，但人心喜好變化，究竟要踏上哪條道路，人常以此為苦。

可見，在支考的許多俳論書中，似乎都在回避“不易、流行”的概念，令人感覺他是故意如此。不過，這是就《俳諧大系》所收支考的主要俳論書而言。據(jù)我所知，《支考全集》中的《東華集序》有一段話雖然非常簡單，但也表明支考并非完全沒有觸及相關(guān)問題，他說：“發(fā)句可以分為真、行、草三種；不易、流行分為兩種。”又說：“所謂‘不易’，就仿佛古代保留至今天的黃金；‘流行’，就仿佛用金銀寫在紙上的文字，隨著時世推移，或用或不用。”這個比喻的說法觸及了相關(guān)問題，但在他的俳論中卻始終不是一個主要或重要的問題。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虛實”論卻作為支考俳論中的最重要的根本思想，加以突出強調(diào)。他以自己那特有的具有玄學色彩的、極為晦澀的表述，來表達自己在這方面的哲學思考，同時又以此展開了自己的姿情論、本情論、風雅論等?！顿街C十論》中的《虛實論》一篇，極其晦澀難解，他時而說“虛實的虛實”，時而又說：“以虛為先，有天地陰陽；其實為后，有君臣父子?！边€說：“應居于虛而行于實，而不可居于實而行于虛，此乃白馬佛法第一義。人之所居之處，可謂大學，此豈非大學之綱領乎？”“明德之明，是說虛實；新民之新，是說變化?！敝T如此類的夸張之詞處處可見，至于其內(nèi)容，我認為在此不必加以討論。至于將“居于虛而行于實”作為芭蕉的根本精神，并視為所謂白馬佛法第一義，這恐怕是支考的最重要的觀點了。他指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們還不太清楚，但后來他在與露川爭論的時候，寫了一篇《口狀》（一名《責露川》），再次提出了這個觀點。他指責露川的俳諧是“居于實而游于虛”，他寫道：你首先不懂“虛實”。你的俳諧是居于實而游于虛，將來必遭人詬病。你所知道的只是“信偽”。所謂大道之虛實，大者，是將天地未開稱為“虛”，天地已開稱為“實”；小者，指的是一念之生與未生，此乃心法，靠念佛無濟于事。做個簡單比方，你居于夫婦之“實”，卻覬覦別人的老婆；我游于虛，卻也沒有非分之念，一旦有，則是貓狗不如之行徑。這里須知虛實之前后，居于虛時，對女性的不忠實也不怨恨，這是因為知道五論（“論”疑為“倫”）之虛的緣故。即便羨慕他人之妻，也是行世法之實，諒不會為他人所指。此乃大道之動與不動之事。以其重大，故而無用，此與“信偽”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