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除了國內(nèi)的士族叛亂威脅以后，日本政府就把精力集中在對外擴張上。日本開始對朝鮮頻頻發(fā)起挑釁。1876年，日本人模仿當年美國佩里艦隊用炮艦敲開日本國門的先例，派出黑田清隆作為“朝鮮的佩里”，強迫朝鮮簽訂了《江華條約》，邁出了征服朝鮮的第一步。接著在1882年，日本又借朝鮮發(fā)生“壬午之亂”的機會，強迫朝鮮簽訂《濟物浦條約》，獲得在朝鮮的駐軍權(quán)。1883年，日本又在朝鮮挑起事端，制造“甲申之變”，試圖劫持國王并制造親日政權(quán)，政變被袁世凱挫敗以后，日本又和清政府簽訂《天津條約》，規(guī)定今后雙方出兵朝鮮，須事先知會對方。日本終于在朝鮮獲得了與朝鮮當時的“宗主國”中國同樣的特權(quán)，這給了日本日后進一步制造爭端的口實。

除此之外，日本還處心積慮，將中國視為下一場戰(zhàn)爭中的主要假想敵。有“日本軍閥之祖”之稱的山縣有朋1886年派遣參謀本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前往中國調(diào)查軍備。第二年，小川又次回國，將調(diào)查結(jié)果整理為一份《征討清國策案》。在這份文件中，他詳細分析了中日之間的利害關系，并宣稱日本要“伸張國威”，就必須趁中國兵力尚弱時，“折其四肢，傷其身，使其不能動彈”，并將中國瓦解瓜分成數(shù)塊。1890年，山縣有朋還狂妄地提出了“利益線”理論。他指出，俄國當時正在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將對亞洲各國的“生存”造成威脅，所以日本必須先下手為強，占領朝鮮這“與主權(quán)線安危密切相關之區(qū)域”，來確保自己的平安。

千萬不要小看這些似乎不起眼的文件和理論，這些理論奠定了后來日本整整半個多世紀的對外擴張策略。從那時起到1945年，日本在亞洲大陸的擴張侵略都可以從這里找到端倪。

實踐山縣有朋“利益線”理論的機會終于來了。1894年，朝鮮爆發(fā)了全琫準領導的東學黨起義。起義軍以“逐滅夷倭，盡滅權(quán)貴”為號召，迅速攻克了朝鮮的重鎮(zhèn)全州，席卷了忠清、黃海、京畿、江原等道。朝鮮政府慌了手腳，立刻向清政府“借師助剿”。

中國方面在接到朝鮮方面的請求以后，立刻派軍前往朝鮮，而日本方面也迅速行動起來，在仁川大規(guī)模登陸，并直奔朝鮮首都漢城（今首爾）。6月，朝鮮政府鑒于已與起義軍簽訂了《全州和約》，所以要求中日雙方撤軍。李鴻章提出中日雙方同時撤軍，但日本卻執(zhí)意擴大事端，不但在朝鮮賴著不走，還試圖制造口實，將戰(zhàn)爭責任推卸給中國。

1894年7月25日，在黃海牙山口外的豐島，日本海軍的“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快速巡洋艦以不宣而戰(zhàn)的方式，突然襲擊了清朝北洋海軍的運兵編隊。北洋海軍廣乙艦擱淺被毀，濟遠艦見勢不妙逃離戰(zhàn)場，而英國籍的運兵船高升號拒絕日本艦隊的投降要求，被“浪速”號發(fā)射魚雷擊沉。豐島海戰(zhàn)揭開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的序幕。

在朝日軍迅速向北推進，并在9月抵達平壤。清軍在平壤進行了殊死抵抗，一度遏制了日軍的進攻。但由于清軍最高統(tǒng)帥葉志超臨陣膽怯，棄城逃跑，導致平壤之戰(zhàn)成為一場大潰敗，日軍順利占領平壤并迅速推進到鴨綠江。另一方面，日本聯(lián)合艦隊在黃海大東溝與北洋海軍交戰(zhàn)。在這場世界海戰(zhàn)史上的第一次近代化海戰(zhàn)中，北洋艦隊損失了致遠、經(jīng)遠、超勇、揚威、廣甲五艘軍艦以及鄧世昌、林永升等一批優(yōu)秀的將領，而日本艦隊各艦也都有傷在身。戰(zhàn)后，北洋艦隊秉持李鴻章避戰(zhàn)保艦的方針，將黃海的制海權(quán)拱手相讓。

10月，日軍突破清軍鴨綠江防線侵入中國東北。同時，日本又組成第二軍在遼東半島花園口登陸，連克金州、旅順。1895年1月，日軍又在山東半島登陸，從背后襲占威海。北洋海軍的殘余兵力龜縮到了劉公島。2月，日本聯(lián)合艦隊派魚雷艇偷襲劉公島，擊毀來遠、威遠兩艦。定遠號管帶劉步蟾炸毀愛艦，以身殉國。北洋艦隊提督丁汝昌見大勢已去，服毒自盡。劉公島隨后陷落，北洋海軍的十艘軍艦成為俘虜。曾經(jīng)的亞洲第一海軍宣告覆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