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黨中受到最嚴厲“清理”的這些學員，只有十三個人回到祖國，這是多么讓人悲從中來的數(shù)字！在這里，讓我們來看幾個具體的人的命運：

——趙彥卿，成為清黨對象后，他滿面愁容、無比痛苦、囁囁而言：我唯一的出路只有自殺一了百了。而清黨委員會始終對對象的名單秘而不宣，使得中大校園里的氣氛非常壓抑和恐怖，幾天后人們驚恐地發(fā)現(xiàn)，趙彥卿上吊自殺了。趙彥卿死后，蘇聯(lián)格別烏到凡是有中國留學生的各個學校，進行大肆抓捕。

——瞿景白，瞿秋白的弟弟，一氣之下就把他的聯(lián)共預(yù)備黨員得黨證退給區(qū)黨委，但就在他交還黨證的那天，他失蹤了，再也沒有后續(xù)消息，“人間蒸發(fā)”，人們只知道他屈死于莫斯科。當時，瞿秋白和張國燾中共駐共產(chǎn)國際代表，瞿秋白也保護不了自己的弟弟瞿景白。還有，瞿秋白的妻子楊之華也被送到工廠勞改。

——李一凡，第一批被逮捕的學生，他回憶到這次逮捕時說，格別烏以送他們回國的欺騙手段，將他們送進大牢，沒經(jīng)過任何法庭，由格別烏三人小組胡亂判決，并且無權(quán)上訴。李一凡后來總算回了國，1957年秋他參加“四清"工作，1968年被關(guān)進“牛棚”，次年被下放到湖北咸寧五七干校勞動……

楊尚昆在回憶錄中，有一節(jié)的標題就是“清黨運動”，其中說到清黨的第二階段是“停課搞人人過關(guān)”，中國學生要逐個在大會上“過篩子”，從個人歷史講到現(xiàn)實斗爭中的立場，“講完后，臺下200多黨員都可以向你提意見，揭發(fā)，追問，和‘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的斗爭會差不多”；“提意見和通過的關(guān)鍵，是看你是不是緊靠學校支部局，緊靠的，就保護你過關(guān)；半靠的，特別是不靠的，就揪住不放，進行所謂‘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結(jié)果，全校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學員被扣上托派、托派嫌疑分子、階級異己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楊尚昆的愛人李伯釗也被開除了團籍（見《楊尚昆回憶錄》第37-3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

1929年的在校生，自然是最悲慘的，但托派反托派的“斗爭”，兩年前就開始了。1927年，是十月革命勝利十周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紅場舉行慶祝典禮，斯大林檢閱莫斯科衛(wèi)戍部隊和勞動者游行隊伍（見《斯大林年譜》一書第365頁，人民出版社2003年7月第1版）。沒想到擁護托洛茨基的托派分子，在游行隊伍中打出反對斯大林、擁護托洛茨基的標語，釀成著名的紅場事件。是年斯大林48歲，他絕對無法容忍這般“無法無天”的行為。參與其中的有十多名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托派學生，立馬被全部開除學籍遣返回國——這樣倒也避免今后客死西伯利亞。到了年底，托洛茨基反對派組織被定性為反黨、反蘇維埃和反革命組織，托洛茨基被聯(lián)共（布）開除出黨，斯大林在黨內(nèi)斗爭中取得決定性勝利。

“斗爭”有著無限可延伸性，既可前伸，又可后延，既可上傳，又可下達。在1928年，中山大學鬧出了一個“江浙同鄉(xiāng)會”事件，所謂“江浙同鄉(xiāng)會”，被莫須有地定為反黨反革命的地下秘密組織，受到無妄之災(zāi)。展開這個斗爭，其實是當時的中共領(lǐng)導人向忠發(fā)，以及王明與時任校長的米夫向斯大林表忠心的重要舉動；而且王明派系借機清除異己——特別是瞿秋白，這個原本就是虛構(gòu)出來的“江浙同鄉(xiāng)會”，說后臺老板就是瞿秋白，而瞿秋白正是江蘇常州人。對于一切反對支部局的學生，就給你扣上托派之類的帽子，還被稱為“第二條路線聯(lián)盟”，予以無情打擊。盛岳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中有這樣的敘述：“為了削弱這個第二條路線聯(lián)盟，學校當局根據(jù)黨支部局的建議，從1928年10月開始，把最調(diào)皮搗蛋的第二條路線聯(lián)盟成員送到西伯利亞去做苦工。高承烈和林其濤都被送到了西伯利亞?！保ㄒ娫摃?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