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當年的6月，阿根廷的月通脹率超過了100%，公眾的情緒也接近了極限。而早在4月，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一家超市里，就有人出于憤怒推翻了裝滿商品的手推車，原因是廣播里剛剛播放了所有商品即時漲價30%的通知。同樣是在6月，在阿根廷第二大城市羅薩里奧，持續(xù)了兩天的暴亂和瘋狂搶掠造成了至少14人死亡。然而在魏瑪共和國，工人的工資由于隨著物價的飆升而水漲船高，使工人并未成為阿根廷惡性通脹的主要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是那些靠固定工資吃飯的人員，比如公務員、學者，或者靠養(yǎng)老金和存款利息吃飯的退休人員。而在20世紀20年代的德國，通脹的主要受益者是債務累累的負債者，他們的負債隨著通貨膨脹一筆勾銷。阿根廷政府本身就是這類受益者中的一員。

但并不是所有阿根廷債務都能如此輕而易舉地撇清。到1983年，阿根廷的外債（以美元標價）已累計達到了460億美元，相當于該國年產量總值的40%。而無論阿根廷的貨幣價值有何變化，以美元標價的債務都維持不變。事實上，這個數(shù)字還在隨著窮途末路的阿根廷政府的借款而增長。截至1989年，外債額度已經累計超過了650億美元。而在下個10年里，很有可能漲到1 550億美元。阿根廷國內的債權人已經因通貨膨脹損失慘重，但只有拖欠債務才能讓國家擺脫外債的負擔。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阿根廷在這條路上已經來來回回走了若干次了。正因如此，1890年，巴林兄弟曾因為在阿根廷證券業(yè)投資瀕臨破產（特別是布宜諾斯艾利斯給排水公司債券的不成功發(fā)行）。當時恰恰是巴林的老對手羅斯柴爾德勸說英國政府出資100萬英鎊挽救它，原因是巴林兄弟的破產會給英國在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帶來災難。隨后這100萬英鎊增值至1 700萬英鎊。同樣是掌管銀行業(yè)委員會的羅斯柴爾德讓固執(zhí)的阿根廷政府實行了改革。此后的貸款是附有條件的，即必須遵循貨幣改革政策，讓比索按照獨立、固定的匯率制度與黃金掛鉤。然而一個世紀之后，羅斯柴爾德更關心的并不是阿根廷的債務，而是它的葡萄園。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不得不插手（至少緩和）阿根廷的債務拖欠問題，采取的手段依舊是通過匯率政策，而這次選擇了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