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樂斯善于與中國人合作，在來華參加抗戰(zhàn)的美國將軍中，他最少對中國人的岐視。最令我驚訝的，是中美合作所訓練的游擊部隊。

我們看過了那么多電影電視，從來沒有看到過江南的敵后游擊隊由操著英語的美國小伙子帶領著，拿著美式武器打擊日本侵略者；只記得沙奶奶在《沙家浜》里罵“忠義救國軍”是“不救中國救東洋，忠在哪里義在何方”！誰知那時候，竟有上千美國人活躍在江南的敵后游擊戰(zhàn)場！

梅樂斯和戴笠也去到那里，他們挨過日本人轟炸，還差點被漢奸暗殺。梅樂斯為保護中國翻譯官受過傷，在惡劣的生活環(huán)境和極度的緊張勞累中，他病得很嚴重，同時，這個單純的美國人還要對付來自中國和美國的復雜的人際關系。盡管他后來被美國人誤會，更被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誤會了很多很多年，以至于在中國大陸，很少有人知道梅樂斯的貢獻。但是他在晚年仍然認為，他在中國工作的日子是他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時段。他說：

不能使用共通的語言，代表著兩個截然不同的國家，無論在文化背景，在軍事傳統(tǒng)，在政治演變等各方面都有這樣大的差別，而居然能夠順利草擬出一個有關聯(lián)合情報機構的設置方案……主要是因為中美兩國都具有一個非常清楚而亟待完成的共同目標，那就是打垮日本鬼子！

相信這本書會讓我們這一代的每一個讀者心緒難平。

因為我們是非常奇特的一代，我們對災難與屈辱熟視無睹，見慣不驚，以為是暫時的困難，是“母親打孩子”，是誤會，是大革命中不可避免的光榮的代價。

仇恨讓我們充滿戾氣，我們會把一點點錯誤或是差異上升為矛盾和沖突，為了“政治的正確”，會毫不猶豫地踐踏傳承了千百年的優(yōu)秀文明。“該出手時就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

我們之所以這樣，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真相，對于我們的上一代和我們自己經歷過的歷史特別不了解。

我們絕大多數(shù)人沒有獨立思考的勇氣和能力。在能夠思考的時代，我們的一生已過去了多半。

但是有一些人固執(zhí)地要思考，要尋找真相。

孫丹年就是這樣一個固執(zhí)的人。

孫丹年的父親孫銘勛是一位早年就追隨革命，也追隨陶行知先生的教育家，在50年代初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對待，他固執(zhí)地不肯承認自己認為正確的東西是錯誤。因此孫先生不但自己吃盡了苦頭，也讓妻子和女兒吃了苦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