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如此，也是有可以質疑之處的：是否受到傷害，是否對其構成影響，只有被觀察、被研究者自己才最有發(fā)言權，研究者有進行這樣的評定的權力嗎？或者，即使真的未傷害、未影響，當事人的知情權是否同樣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呢？Jorgense認為對此大可不必多慮，他解釋說：“田野調查者在日常生活的一般情境下和人們進行互動，就和任何一位參與者相同。田野調查者對于研究盡管各有不同的興趣，這些興趣卻都和人們對于互動關系的某些特殊興趣相似。因此，對于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人，田野調查者所背負的道德義務，就和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義務完全相同?！芯空邊s不一定得將自己的研究意圖告知研究對象，甚至不一定得幫助研究對象避開可能發(fā)生的有害結果。”（Danny L.Jorgense.1999：41）

我同意Jorgense這段論述的基本觀點，但對“有害結果”也視而不見則不敢茍同。觀察一個犯罪團伙，明知無辜者要被殺害了，是報警，還是繼續(xù)冷漠地“觀察”，略有良知的研究者都會選擇前者。

2003年，我參與“北京天體主義者俱樂部”的著裝聚會時，我還沒有確定是否真的要進行一項關于裸體實踐的研究，只是有這樣一個設想。

作為一個社會學的研究者，我所身處的整個社會、我的全部社交圈子，從某種意義上講都是我的觀察對象，我今天的偶然經(jīng)歷，便可能成為我明天進行思考與研究的對象。但如果我要對每天遇到的每個人都說一遍：“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今天所說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在未來不確定的某一天，成為我思考與研究的對象?！边@不僅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是滑稽的。

在“北京天體主義者俱樂部”的第一次著裝聚會中，我談到了自己現(xiàn)在進行的人類學的學習，以及研究方法，我需要沙龍里的人了解我的治學方法與性質，使得日后需要他們了解和支持我的研究時，可以更自然與順捷地接受和配合。我還很自然地問在場的其他人：如果有人寫一本研究裸體主義的書會如何。陳生說：“學術研究沒有問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