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復本位、銀本位還是金本位，它們都會在某一特定時期發(fā)生相互的轉換。而針對這種轉換的討論，更多的是在追溯其原因。但這是無法追溯的事情，即使可以追溯，一群一群的學者在漫長的過程中耗費心力對每一次的轉換作出一種解釋，到最后你會發(fā)現很多努力是徒勞的。

這正如同向弗里德曼詢問如何治療感冒那樣的荒謬，因為真正需要了解的不是轉換的原因，而是轉換本身。與其問為什么復本位會轉換成金本位，不如問這種轉換本身是什么，是進步還是退步？是偶然還是必然？英國在拿破侖戰(zhàn)爭時期由金屬貨幣轉換成不可兌現的紙幣，而戰(zhàn)爭結束之后又再次重新回到金屬貨幣體系中，并建立了金本位制。這種轉換的背后一定存在許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這種因素存在時代和體制的局限性，如果生搬硬套的話，結局一定會是悲劇。

在18世紀不同貨幣理論派的相互逐殺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宏觀意義上的派系，一個是以穩(wěn)定為最高或唯一的目標，這里將其稱之為“唯穩(wěn)定派”；另一個是以自由放任為宗旨的派系，這里將其稱之為“唯自由派”。只須將這兩派的代表人物做一個簡單的比較，那么不同貨幣本位制之間轉換的討論會立刻失去任何意義。因為“唯穩(wěn)定派”的代表人物、支持者以及參與者幾乎全部是學院派及政界人士；而“唯自由派”幾乎全部是商人、各種貿易機構以及金融機構。

“穩(wěn)定”顯然是一個廣義的概念，但在這種比較下，答案已經非常清楚了?！拔ǚ€(wěn)定派”實際上代表了他們所處時代及社會背景下的政治經濟理論，同時它也是任何時代和社會背景下政治經濟學的立場，就是要求貨幣的穩(wěn)定，包括物價、匯率等。因為在那個貨幣體系嚴重動蕩不安的時代，穩(wěn)定且持久的償付工具是整個社會大眾非常期待的一個美好愿景；與之相比，“唯自由派”的論點則是機會主義及功利主義者的心聲，他們渴望在一種不足以摧毀整個經濟體的動蕩中生存，并以各種理由來試圖證明放任貨幣以及金銀的好處。

綜上所述，不難看出整個歐洲18世紀對于貨幣體系的爭論完全是政治經濟論者與既得利益集團之間的對壘。但歷史背景的改變總是很微妙，如果將目光投向19世紀，那么以上對于復本位及銀本位的論述則有80%會被推翻。弗里德曼認為復本位是好的，必須承認他是對的，理由很簡單，因為他是19世紀的學者，若問為什么，當你合上這本書后便可意會。

“唯穩(wěn)定派”與“唯自由派”的比較可以幫助我們重新理解西方在硬幣問題上的爭論。而當你了解到這一切之后，你也許就會明白，紙幣取代金屬幣是一個必然的結果。當全世界普遍開始接受紙幣之后，重新回歸貴金屬硬幣無疑是天方夜譚，除非有朝一日紙張比金銀更加昂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