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中國的政治家把戰(zhàn)略形勢看做全局的一部分：善惡、遠近、強弱、過去與未來皆互相關聯(lián)。西方人認為，歷史是走向近代化的過程，是戰(zhàn)勝邪惡與落后的過程。而中國人的歷史觀強調的是衰落與復興的周期，在這一過程中，人可以認識自然與世界，卻不能完全主宰，最佳結果是與之融為一體。戰(zhàn)略與治國方略成為與對手“互斗互存”的手段，目的是化強敵為弱敵，同時加強自己一方的勢，或者說戰(zhàn)略態(tài)勢。

當然，“以計取勝”雖是理想結果，卻不易實現(xiàn)。從古至今，中國不乏殘酷的戰(zhàn)事，多在本國，偶爾也在國外。一旦爆發(fā)戰(zhàn)爭，例如秦統(tǒng)一中國、三國時期的戰(zhàn)爭、對太平天國運動的鎮(zhèn)壓以及20世紀的那場內戰(zhàn)，生靈涂炭，慘烈程度不亞于歐洲的世界大戰(zhàn)。最殘酷的戰(zhàn)事源于中國內部體系的崩潰，換言之，體現(xiàn)為一國內部的一種調整。對中國而言，國內穩(wěn)定和抵御日益逼近的外國入侵同等重要。

中國古圣賢認為，世界永遠不可征服，明君只能希冀順應世界潮流。沒有可供移民的新大陸，天涯海角也沒有人等待人類救贖。中國是片福地，中國人在這塊樂土上生息繁衍。從理論上講，中國文化或許可以惠及周邊鄰國。然而漂洋過海迫使異族人皈依中國文化，對中國人沒有榮耀可言，天朝禮儀因而無法向遙遠的異域傳播。

這也許是中國遺棄航海傳統(tǒng)的深層含義。19世紀20年代，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在論及他的歷史哲學時，談到中國人習慣于把東邊浩瀚的太平洋視為寸草不生的荒漠。他指出，中國人極少漂洋過海，而是固守其遼闊的陸地板塊。陸地把人束縛在“數(shù)不清的依附關系上”，而海洋卻促使人“跳出狹隘思維和行動的禁錮”：“亞洲國家宏大的政治結構缺乏掙脫陸地束縛、走向海洋的能力，盡管它們自己瀕臨大海，比如中國。在它們眼里，海洋意味著極限，意味著陸地的終結。它們從未用積極的眼光審視過海洋?！蔽鞣饺藙t漂洋過海，把貿易觸角伸向全世界，到處傳播其價值觀。黑格爾認為，在此意義上，困于陸地的中國——其實中國曾是世界上頭號航海大國——“與歷史發(fā)展的大趨勢失之交臂”。

中國挾其獨特的傳統(tǒng)和千年養(yǎng)成的優(yōu)越感步入近代。這個獨特的帝國聲稱它的文化和體制適用于四海，卻不屑于去改變異族的宗教信仰；它是世界上最富饒的國家，卻對與外國通商和技術革新漠不關心；它文化發(fā)達，卻受制于一個對西方探險時代的來臨一無所知的政治統(tǒng)治集團；它在遼闊的疆土上建立了一套政治體系，卻對即將威脅其生存的技術文化大潮茫然無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