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30年代初,從基因角度看達爾文主義的看法已經(jīng)在Fisher和其他新達爾文主義的偉大先驅(qū)者的作品中含蓄表達過了。漢密斯頓和威廉姆斯則在 60年代明確表達了這一點。他們的思想使我思維得到開拓。但我發(fā)現(xiàn)他們的表達過于簡潔,不夠振聾發(fā)聵。我堅信一個擴展版本可以使生命萬物歸位,無論在心靈中或是腦海里。我想要寫一本書,贊美基因角度下的演化。它可以集中闡述社會行為的例子,幫助糾正當時風行達爾文主義的群體選擇理論的蒙昧。 1972年,當工業(yè)界的紛爭使得實驗室停電,我的實驗室研究不得不暫停,我便動筆開始寫作此書。不幸的是(從某個角度看),大約兩個章節(jié)完成后,停電結束了。我將這一工程封存,直到 1975年我有了一年休假才重新繼續(xù)。同時這個理論也已經(jīng)被約翰·梅納德·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和羅伯特·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所拓展。我現(xiàn)在可以看到,那是一個神秘的時期,所有新思想都在空氣中飄浮。我寫作《自私的基因》一事,也正反映了當時的激動狂熱。
當牛津大學找到我以出版第二版時,他們堅持傳統(tǒng)的全面逐頁的修正方法并不合適。在他們的角度看,有一些書顯然日后將有一連串的新版本,但《自私的基因》并不是這樣的書。第一版借用了寫作的那個時代的青春氣息。當時我們有國外革命的香氛,有一縷華茲華斯的吉祥晨曦。對于那個時代的孩子,若用新發(fā)現(xiàn)的事實使其臃腫,或是以復雜謹慎令其長滿皺紋,實在令人扼腕。于是,最初的文本應保持不動,其瑕疵與偏頗也應一并保留。最后的注釋則應包括修正、回應與新的發(fā)展。全新的章節(jié)應當加入,它們的主題在其時代里也將繼續(xù)帶著革命黎明前的情緒。這便是第十二與十三章。為此我從兩本行內(nèi)這些年里最令我激動的著作中得到靈感:羅伯特·阿克塞爾羅德(Robert Axelrod)的《互助的進化》,因為它給予我們的未來以某些希望,還有我自己的《延伸的表現(xiàn)型》,因為它是我這些年的工作成果,也因為——它最有價值的地方是——它可能是我最佳的寫作了。
“好人得第一”的標題是我借自1985年參與的BBC電視節(jié)目《地平線》。這是一個 50分鐘的紀錄片,由郝雷米·泰勒(Jeremy Taylor)制作,以博弈論探討演化中的合作。這部紀錄片的制作,連同另一部來自相同制作人的《盲人鐘表匠》,使我對其職業(yè)產(chǎn)生新的敬意?!兜仄骄€》的制作人們竭盡全力使自己變?yōu)樵擃}目的高級學者專家(他們的一些節(jié)目在美國也能看到,通常以《新星》的重新包裝)。第十二章不僅從中得到了章明,我和泰勒和《地平線》制作組的緊密合作也使第十二章的寫作獲益不少。我非常感激。
我最近了解到一個我不贊同的事實:一些有影響力的科學家習慣在他們并未參與的作品中署上自己的名字。顯然,一些資深科學家要求在作品中署名,只是因為他們貢獻了實驗場所、科研資金和對文章的閱讀編輯。就我所知,他們在學界的聲譽可能完全建立于其學生和同事的工作成果之上!我不知道如何與這種不誠實行為抗爭。也許期刊編輯應該要求每一個作者獻簽字表明其貢。但這不過閑談而已。我提起這個問題的原因是為了做一個對比。海倫娜·克羅寧(Helena Cronin)對這本書的每一行、甚至每一個字都做了力所能及的改進,卻堅持婉拒了成為書中新增部分的共同作者的請求。我對其感激不盡,并對我的感謝必須止于此表示歉意。我還要感謝馬克·里德爾(Mark Ridley),瑪麗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和艾倫·格拉芬(Alan Grafen)對此書的建議和一些章節(jié)的建設性批評意見。另外還要感謝牛津大學出版社的托馬斯·韋伯斯特(Thomas Webster),希拉里·麥格林(Hilary McGlynn)和其他同事欣然容許了我的奇思妙想和拖延。
理查德·道金斯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