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朱利安·西蒙和保羅·埃利希的打賭中我們可以看出，隨著商品的價格變得越來越便宜，價值就會去尋找新的出路。商品依然代表著很多財富（不妨看一看富裕的石油生產國），但是利潤率最高的還是那些融入了智力成果的產品，這在上面68家企業(yè)的列表中也能體現(xiàn)出來。幾十年前，創(chuàng)造價值最多的是制造業(yè)。全球化的趨勢使制造業(yè)的商品價格隨之下降，價值也轉移到了還沒有成為商品的未開發(fā)領域，價值離手眼配合的體力勞動越來越遠，而離頭腦和嘴配合的智力勞動越來越近。現(xiàn)在的知識工作者就像（農業(yè)文化占主導地位時期）工廠工人，在向上游尋找更多的稀缺性。

在美國前勞工部部長羅伯特·賴克看來，如今所謂的稀缺性只是一種“象征性的分析”而已，將知識、技能和抽象思維能力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高效的知識工作者。人們經常面臨的一個挑戰(zhàn)是如何區(qū)分人和電腦，因為這條分界線一直都在變化。

隨著我們教會電腦來做人類的工作（例如股票交易），此類工作的成本也降低到了近乎為零，不用再干這些工作的人就學著做一些更具有挑戰(zhàn)性的事，或者干脆就無所事事了。轉行的人會得到更高的報酬，而無所事事的人得到的收入就更少了。第一種人享受到了充裕帶來的產業(yè)變革的機遇，而第二種人則承擔了相應的成本。對于整個社會而言，我們所要做的是要讓第一種人盡可能多，第二種人盡可能少。

這種考慮充裕的思維并不只是發(fā)現(xiàn)什么東西會變得更便宜，也是尋找在產業(yè)轉移的過程中什么會變得更有價值，并努力向這個方向趨近。這是增長的引擎，早在17世紀李嘉圖提出一個國家相對于別國的“比較優(yōu)勢”之前，人們在借著這個引擎前進。上個時代的充裕往往是某個國家因為資源更豐富、勞動力更便宜，從而使得該國的產品更豐富。這個時代的充裕并非僅意味著原來的初級產品，也包括硅谷這樣的高科技中心和光纖這樣的高附加值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