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西佗說過，完成《同時代史》的寫作之后，如果還活著，打算寫涅爾瓦和圖拉真兩位皇帝。就在同一個地方，塔西佗還寫了這樣的話：“這是一個少有的幸福時代，不僅史料豐富，而且無論作出怎樣的評價，用什么樣的方式講述，都無須擔心自身的安全。”然而，盡管如此，他終究沒有下筆。也許是計劃在寫完起初并未打算寫的《編年史》后再寫，但此時他的生命之火已經(jīng)燃盡。

話雖如此，我總覺得還有一種可能。這是在認真研究塔西佗作為歷史學家的性格后所作出的推測。

執(zhí)筆寫歷史的動機，大體可以分為如下三種：

一、生來具有強烈的好奇心，喜歡講述受好奇心驅(qū)使而探究到的事情；

二、以史為鑒--讓歷史成為現(xiàn)在或?qū)淼那败囍b；

三、對于經(jīng)受了痛苦磨難又在感情上難以自拔的同胞們懷有強烈的、充滿悲憤的情緒。

第一種類型的典型代表是希臘人希羅多德，他是《歷史》一書的作者。第二種類型的典型代表是英國人吉本，他是《羅馬帝國衰亡史》的作者。第三種類型的典型代表大概只能首推《伯羅奔尼撒戰(zhàn)爭史》的作者修昔底德。為什么物質(zhì)和精神都應該占優(yōu)勢的祖國雅典竟會敗給斯巴達？作為一個雅典市民，修昔底德無法把自己心中深深的悲哀和強烈的憤怒宣泄到寫作以外的其他地方，于是就有了他所寫的這部歷史著作中的巔峰之作。

在我的想象中，塔西佗這位羅馬帝制時期最杰出的歷史學家，身上或許是融合了第二、第三兩種類型。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融合了四分之一的第二種類型和四分之三的第三種類型。也就是說，他可能是一位需要用發(fā)自內(nèi)心的憤怒來喚醒自身創(chuàng)作欲望的作家。

如此一來，我想既然他說圖拉真時代是“少有的幸福時代”，那么他沒有寫圖拉真時代的原因也就有了推測的依據(jù)。盡管塔西佗總在批評自己的同胞，但骨子里他終究是一位愛國者。所以，圖拉真統(tǒng)治下的幸福時代，對他來說，反而失去了寫作的沖動。也正因為如此，雖然他公開表示要寫圖拉真，最終還是選擇了寫從提比略到尼祿時代的《編年史》，因為他們讓他找到了創(chuàng)作的動力--憤怒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