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憲先鋒

在近代中國，嚴復是作為思想啟蒙者載入史冊的。他在甲午戰(zhàn)爭后向中國人翻譯介紹《天演論》，從理論上為先前幾十年只重視物質增長的“中體西用”背書，認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就是經濟形態(tài)上落后于西方，中國最迫切的問題就是經濟增長和社會體制變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構，嚴復在那個時代并不認為它已成為中國發(fā)展的障礙，已成為非常迫切的問題。

基于這樣的認識，嚴復在1895年之后的維新運動中雖然積極介入，也傳播了許多西方新思想，但是并不認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的許多觀點。我們從他那篇著名的《擬上皇帝萬言書》中，發(fā)現(xiàn)其主張就是一種君主主導下的政治漸變。他認為只要變化的方向對，就不要操之過急，要耐心地走下去，終歸能夠走上東西洋立憲各國的共同道路。中國不需要標新立異、超常規(guī)發(fā)展，不需要總顯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個政治上成熟的大國就要顯現(xiàn)出從容優(yōu)雅的風度。對于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嚴復向來不以為然，他以為正是這對師徒的亂來，最終葬送了大清兩百多年的江山。嚴復認為，假如康有為、梁啟超不去鼓勵那個少年天子匆匆忙忙進行政治變革，而是兩宮和睦漸進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時間，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待慈禧太后百年，等待小皇帝再成熟一點，許多問題應該不會繼續(xù)成為問題，應該能夠迎刃而解。

嚴復的思考當然不是事實，1898年之后的中國在經歷了幾年徘徊后，終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軌道。特別是到了1904年，中國在經歷了日俄戰(zhàn)爭的強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國憲政，中國從君主專制向君主立憲轉型的過程正式開啟。這是中國政治的實質性進步，因而嚴復和那時主流社會的人們一樣，很快從1898年之后對政治的冷漠轉為對政治的熱情，迅速轉變成一個君憲主義者，真誠相信君主立憲是當時中國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對于清廷的君憲主義呼吁，嚴復給予積極回應，并利用自己的專業(yè)知識為君憲主義運動提供理論支援和學理依據。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數(shù)次在上海青年會演講西方政治學，對世界上已有和現(xiàn)存的國家類型給予細致點評，以為要救亡，就必須將中國從君主專制改為君主立憲，因為只有在立憲體制下，民眾才能通過議院輕而易舉地完成和平變革，實現(xiàn)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憲體制下萬世一系，永享國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