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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北京的春天有點亂》一場國際戰(zhàn)爭開始了(3)

1900,北京的春天有點亂 作者:金滿樓


6月9日又是一個多事的日子。這一天,慈禧太后在榮祿的懇求下,從頤和園回到了紫禁城。就在同一天,董福祥所部的甘軍也奉命調(diào)入北京,這對公使們來說可不是個好消息,因為他們知道甘軍一貫仇洋,1898年使館衛(wèi)隊入京就是這個原因。據(jù)使館人員的觀察,在慈禧太后回到紫禁城的當天,清軍士兵開始在大街上執(zhí)勤站崗,北京的氣氛也開始變得緊張起來。事實上,清廷的這個舉措可能是為了防范拳民以維持北京的秩序,但在公使們的眼中卻認為是一場針對外國人的大屠殺預謀的開始,足見中外雙方當時的誤解之深。

公使們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猜想,可能與當天發(fā)生的另外一件事相關。在這一天,義和拳焚燒了英國公使館在北京城外的賽馬場,一些正在那里的使館中文實習生也遭到了攻擊。這個事件對公使們的心理沖擊很大,因為這意味著外交特權遭到了藐視和侵犯,而清廷對此似乎又無所作為。消息傳到使館后,公使們一個個怒火中燒---因為這一次已經(jīng)不是針對傳教士和普通外國人的侮辱和攻擊,而是實實在在的侵犯到了他們的實際利益。在當時的使館人員看來,北京是一個令人乏味的城市,唯有賽馬和暑期前往西山度假才是他們擺脫這里的最佳消遣方式。由此,公使們一下就沖動了起來,正如史學家弗萊明半認真半開玩笑說的:“公使們最終覺醒過來,開始采取行動了。其原因不過是英國文化象征---賽馬場被焚?!?/p>

就是6月9日的當晚,英國公使竇納樂發(fā)電報通知英國駐天津領事杜士蘭和大沽口洋面上的英國海軍司令官西摩爾中將,通知他們做好進軍北京的準備。由于5月下旬后局勢的持續(xù)惡化,來到大沽口外的外國軍艦已經(jīng)達到十數(shù)艘。與此同時,美國公使康格也給他們的軍艦發(fā)出了同樣的電報。

第二天(6月10日),慈禧太后以處理洋兵入京事件中態(tài)度“曖昧不明”為由將總理衙門大臣廖壽恒罷免,而派端郡王載漪兼管總理衙門,禮部尚書啟秀、工部尚書溥興、內(nèi)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那桐為總理衙門大臣上行走。由此,總理衙門便形成了端郡王載漪與慶親王奕劻的“雙王”領導體制,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仇洋的載漪一派顯然更加的咄咄逼人。事實上,這次總理衙門大臣的調(diào)整,也說明了守舊仇洋勢力在清廷中開始占據(jù)上風。

事實上,在庚子年前的一兩年中,清廷、洋人和義和拳三者之間存在著極為微妙的不對稱關系。從頭到尾,洋人對拳民都是采取仇視態(tài)度并強烈要求清廷進行剿殺,他們絲毫不考慮當時清廷的困境:那就是在甲午新敗、外患日益加重的情況下,清廷需要收拾民心,而列強咄咄逼人的態(tài)度只會傷及清廷僅存的一點民族自尊。作為結(jié)果,列強的強蠻態(tài)度只能使得清廷中的守舊勢力進一步向仇洋轉(zhuǎn)化,譬如清廷改組總理衙門即與使館衛(wèi)隊進京就有著莫大的關系。對此,那些不諳中國國情的外國公使們是應該對事態(tài)的擴大化負責的。更為可笑的是,當時的外交官中甚至沒有一個人見過“太子黨’的領袖端王載漪,他們對這個在庚子年后突然顯赫的人物大都知之甚少。

對于義和拳,清廷始終是將之視為一個變量甚至是一個工具來看待。大體上來說,清廷基本是遵循十六字方針,那就是“持平辦理,調(diào)和民教;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保持統(tǒng)治的穩(wěn)定和秩序是清廷考慮的首要目標,而列強要求的“一意進剿”并不是清廷所希望的。事實上,列強的強蠻態(tài)度對清廷對義和拳的決策起到了一個糟糕的反作用:本該強力進剿的時候,清廷卻因為是列強的要求反以姑息緩和的態(tài)度處理,這也反襯出清廷極力表現(xiàn)出不為列強所控制的心態(tài)。事實上,當這些守舊大臣與載漪為首的“太子黨”結(jié)合時,載漪等人的私心更是使得朝政進一步非理性化,并在事態(tài)的失控化中起到了極為惡劣的作用。

列強的干擾使得守舊派的進一步得勢,對待義和拳的政策也逐漸偏離了理性的軌道,這使得義和拳一發(fā)而不可收拾,最終使得中外雙方都陷入了困境。事后很多人都認為,如果在1900年春采取決斷措施的話,義和拳本不會發(fā)展到難以控制的地步,但因為與外國公使團的外交冷戰(zhàn),反使得清廷錯過這個最好時機。等到了5月下旬后,局勢已經(jīng)失去控制,清廷此時“欲剿不能,欲撫無方”,尾大不掉,禍起肘腋,而義和拳的野蠻排外活動在清廷無力控制的情況下,外國的干涉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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