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之所以能在20世紀30年代就走向了文物建筑保護的科學理論，是因為他眼界開闊，很熟悉當時世界的學術潮流。在1930年關于薊縣獨樂寺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大利教育部關于“復原”問題的爭論，知道日本的有關理論和政府的工作情況。在1948年的文章里，他提到了意大利、英、美、法、蘇、德、比、瑞典、丹麥、挪威等許多國家。人如果眼界寬，知識就豐富，思想就活躍。沒有國際交流，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領域里都不可能趕上世界前進的步伐。梁思成正是用世界的先進思想武裝了自己，成為中國古建筑保護的先驅(qū)的。

梁思成在古建保護方面不僅是理論上的貢獻，他還先后兩次編定了《戰(zhàn)區(qū)文物保存委員會文物建筑目錄》及《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在目錄中詳細列出需要保護的文物建筑。值得注意的是在1945年的目錄中列出了上海徐家匯天主教堂。

直到20世紀80年代我國才在國家文物局及建設部聯(lián)合舉辦的會議上提出了保護近現(xiàn)代優(yōu)秀建筑的決定。而梁思成早于20世紀40年代就將徐家匯天主教堂列入了保護名單。他是我國第一個重視保護近現(xiàn)代建筑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