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混亂、經(jīng)濟的崩潰、社會的壓抑、個人的絕望，他們對這個真實的中國毫無感知。著名記者哈里斯·索爾斯伯里在一九七二年五月認定，“文革”的混亂已經(jīng)結束了，一種新精神已經(jīng)到來。比起他在蘇聯(lián)所見——年輕人盲目崇拜西方、追隨西方的流行文化——中國人則表現(xiàn)出自尊，“他們站起來了。他們有自尊和尊嚴”。

你可以說，他們不是真正的中國專家，從未認真學習過中國的歷史與政治，即使他們親身到來了，也只是浮光掠影地旅行，旅程又是被精心安排的，沒人會對他們敞開心扉，就像一位美國人所說，“中國的每一個人——從走出廚房來接受我們稱贊的廚師一直到總理——說話時用的詞匯完全一樣”。這個驚心營造的中國，像是三十年代蘇聯(lián)的另一個翻版。

但那些真正的中國專家呢？西蒙·雷斯提到了韓素音與羅斯·特里爾。韓素音是半英半中的混血兒，見證了中日戰(zhàn)爭到“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熟識宋美齡、周恩來等重要人物。她用英文寫作中國題材，是那個時代最受歡迎的作家之一。在為世界描繪中國時，她稱“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人類的大躍進”，并且促進經(jīng)濟發(fā)展；紅衛(wèi)兵則行為良好，富有民主觀念；江青則盡其可能減少暴力的發(fā)生……

羅斯·特里爾則是一位公認的漢學家。他對中國的描述不僅在英語世界暢銷一時，他的《毛澤東傳》的中文版至今仍是同類題材中最受中國人歡迎的著作。西蒙·雷斯發(fā)現(xiàn)，羅斯·特里爾沒有寫出韓素音式的謊言，但他也從未揭示出中國的真相。他是個詼諧、經(jīng)常也很敏銳的觀察者，中國被它描繪成陌生和奇特之地，他不描寫殘酷、虛假和不公，更不對此作出道德判斷?！坝袏蕵沸?，但不要富于爭議；回避一切可能帶來困擾、激起不安，或帶來不愉快的話題；取悅每一個人。”西蒙·雷斯這樣評價特里爾的風格。在他看來，特里爾的《毛澤東傳》的獻詞再好不過地展現(xiàn)了這種風格：“獻給在今日一些國家渴望的領袖天才，也同樣獻給那些想擺脫領袖的神秘感的普通人。”所有傷痛都在這獻詞中被一筆帶過，領袖與人民都是對的，沒人要為歷史承擔責任。倘若社會主義要求它的藝術家們刪除作品灰色、負面的情緒，只表現(xiàn)斗志昂揚，羅斯·特里爾則進行了類似的自我審查。他的語調(diào)和結論總傾向于樂觀，以至于忘記追問邏輯關系。在評價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國時，他說新政權“養(yǎng)活了世界四分之一人口，工業(yè)產(chǎn)值每年增長百分之十”，它取得了“三十年的社會進步”。即使我們不去追問大饑荒的真相，一個至今仍常被混淆的邏輯是——是世界這四分之一的人口自己養(yǎng)活了自己，也養(yǎng)活了這個政權，而不是倒過來。農(nóng)民們在參加“憶苦思甜”活動時，自然地回到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他們的記憶里沒有比這更苦的時光了。它也不緣于“自然災害”，而是狂熱政策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