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都知道是起初打著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后來政治的建設成績，卻大過當初的預想。這是天皇圣明嗎？是元勛元老的努力嗎？是統(tǒng)一的效果嗎？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協(xié)會叢書出版的《歐美人之日本觀》，還是說，我們動輒把日本維新的成效歸功于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實卻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飛躍，只是指導者策劃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國，沒有像日本指導員和民眾兩者間智力教育、思想、伎倆懸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無何等嫉視，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導者策劃設施一切得宜，他們遂能成就此之當世任何大政治家毫無遜色的大事業(yè)，（略見原書中篇第一節(jié)）這樣淺薄皮相的話，我從前看見，就覺得肉麻得沒趣。而季陶先生說：

那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jīng)漸漸輸入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合，就有許多人覺得這一種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huán)境發(fā)生出來的“自覺運動”。……明治維新，一面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tǒng)一運動，一面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這民權運動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fā)展，而歐洲思想做了他們的模范，和薩長兩藩?？繌娏碚紦?jù)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1]，近來日本的文化制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的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tǒng)治觀念里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制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辯證唯物論者”的階級斗爭的理論，并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實。[2]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nóng)民階級，使農(nóng)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并不是起自農(nóng)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志士鼓吹起來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維新一個大過程中，并不是抹殺一切指導者的勞績，不過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歐美人之日本觀》的一段膚淺可笑的議論不同。他說：

一個時代的創(chuàng)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絕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chuàng)得起來的。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chuàng)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chuàng)造時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的優(yōu)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斗的統(tǒng)帥者。至于智仁勇兼?zhèn)涞氖フ?，往往作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維新史，都曉得薩摩長門并起，而長藩的人物，一直延續(xù)到今日，尚成為日本的軍閥，薩藩的領袖西鄉(xiāng)隆盛，卻是失敗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維新以前的勛業(yè)。而季陶先生說：

一代歷史的創(chuàng)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瓊€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這幾十年歷史通看起來，西鄉(xiāng)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yè)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后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余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xiāng)的人格下面，另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公論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業(yè)說，西鄉(xiāng)的征韓論，直到死后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后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xiāng)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是闖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yè)，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xiāng)的人格也都埋沒干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