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對卦義及其對應關系的詮釋進路。這一點雖然跟《易經(jīng)》在卜筮活動中的應用特別相關，但我們也可以看到詮釋進路對中國哲學有更廣泛的重要意義。例如，中國哲學反對縈心于普遍有效的規(guī)范或真理。這不是說中國哲學不講原則或價值，而是說中國哲學更愿意認為規(guī)范或真理本身只有初步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如何根據(jù)相關的環(huán)境要素進行調整或修正。至于在特定的環(huán)境之下哪些是相關要素，則要因時而異，待解釋而定。在眾多文本所反映的思想家看法之中，我們不難看到它們關注日常生活的具體性、情境性以及實踐性。由此，我們可以注意中國哲學在反思和學問方面的獨特性：涵泳不同作者的洞見，解釋之，并將之應用于身邊的情境之中。實際上，這種讓前賢洞見變得合乎時宜的辦法在當代中國哲學研究中廣為應用，但同時人們對它也頗有爭議。

（6）恒變與常動。這一特點與上面一點相關。上面一點強調了詮釋相應于情境要素的開放性，而這里則著意于變易的不可避免性，甚至其迫切性?！兑捉?jīng)》所呈現(xiàn)的態(tài)度是預期變化，并探尋未雨綢繆、應對變化的辦法。早期思想家對社會-政治動蕩所引發(fā)的社會層面的恒常變易有敏銳的覺察。不同的思想流派百家爭鳴，但彼此間又存在共識：匡正時弊的規(guī)范和理想必須適應新情境下的不同需要。諸家之中，唯有早期儒家（荀子例外，雖然他是儒家）孜孜于崇古。

（7）判斷對行為的指導性。人們試圖找出卓有成效的行事方法，這樣的愿望推動了卜筮的產(chǎn)生。不僅《易經(jīng)》，而且一般意義上的中國哲學都有講究實用的明顯取向。以改善倫理與政治狀況為指向，早期思想家對這些領域中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廣泛思考。在很多方面，中國早期思想家的內驅力來自矯正社會的迫切需要。就此而言，辯者不斷遭受批評，因為他們沉湎于為辯而辯，對實在的生活方式毫無現(xiàn)實意義可言。不過，我們將會看到，即使是辯者關于語言的爭辯、關于語詞及復合語詞的意義的爭辯，也都源自現(xiàn)實的關切。關切現(xiàn)實事務的傾向在各家討論基本方略時表現(xiàn)得最為清晰。儒家的基本方略是處理與他者的關系，培養(yǎng)人們作為社會成員而有意義地生活的技藝。道家強調無為，講究順而不逆；也有一些道家信徒熱衷于發(fā)展有利于延年益壽的宗教技藝或煉金術。法家的政治方略明確贊成君主駕御臣民。也有一些諸如《孫子兵法》那樣的討論軍事方略的文本。另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中國哲學關注修身，大批思想家津津樂道于道德修養(yǎng)、身體健康、超人的技藝，以及精神上的滿足與心理上的安寧。

這里所簡述的《易經(jīng)》哲學的七個要素，本書后面還會對它們進行更加細致的討論。現(xiàn)在我們把注意力轉向中國傳統(tǒng)哲學運思的若干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