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里我們看到語言和親屬關系之間有相似的基本結構，而親屬關系決定了人們在族群內和族群間的互動方式。也許其他動物也有樹狀思維的能力，但只有人類能夠利用工作記憶檢索樹狀結構中不同位置的信息，并且把這些遞歸結構的信息聯(lián)系起來。事實上，工作記憶是使人類不同于其他動物的最重要的認知適應之一，比如，做一把石斧就需要工作記憶。

如果我們的理論到這里為止都是正確的，那么我們可以說，人類行為中一些“普遍”的方面——語言的深層結構、人們如何看待親屬關系，甚至我們道德語法中的一些共同點——都是按工作記憶的樹形結構組織起來的。每個行為方面并不需要特定的適應過程，它們之所以有相似性，是因為它們擁有共同的基本結構。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在樹形結構的每個方面都有足夠的變化空間——不同的倫理道德觀、不同的語言、不同的親屬關系，而今天世界上存在的五千多種不同的語言正證明了這一點，更別說那些已經消失的無數語言了。

世界各地不同的親屬體系和倫理道德觀中的文化差異也證明了這一點，各個社會之間的倫理道德觀各不相同，同一個社會對于類似公平這樣的價值的理解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變化。這些簡單的事實足以使我們確信：世界上不存在一個永恒的、為所有人分享的普遍的價值觀，甚至在某一給定的時期，在一個大規(guī)模的人群內，也不存在這樣的共同價值觀。我們的倫理道德觀可能來源于一種共同的思維結構，而一種特定的、普適的道德觀是不存在的。相反，我們擁有不同的文化，在同一種文化中，人們會在某一段時間內分享共同的社會準則。這些準則一般會得到人們的認同，但它們其實并不是精心設計的產物。我們怎么解釋群體中的這種合作呢？請翻到下一頁去尋找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