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把“歷史”當(dāng)現(xiàn)實（今史）來寫嗎？是把偷情合法化嗎？還是想描寫一個情欲“解放”了的少婦形象，以加強故事的可讀性與吸引力？

可是一味追求可讀，莫言再一次傷害了歷史的真、人物性格心理的真。

進而，為能以假亂真，作者把班主之女，一個精靈尤物，硬是莫名其妙地許給了一個形同孤兒的呆瓜。她就有了不得不偷情的基礎(chǔ)，時時、次次主動出擊，上門為那個大齡的縣令獻出肉身。

難道這就是可歌可泣的“愛情”？他們哪一樁哪一件能夠般配、相互吸引？到底是肉欲在驅(qū)使、作用，還是“愛情”結(jié)晶？

莫言只注重故事的曲折離奇本身，丟舍其余。這是很可惜的事。

莫言還大量地寫酒文化，涉及《百年諾貝爾文學(xué)獎和中國作家的缺席》作者所提及的“酒神精神”。

他從《紅高粱》電影的走俏、走紅里受到啟發(fā)，從尼采、《聊齋》和一些評論家那里得到靈感，想在酒上大做一番文章，便寫出一部神神道道的《酒國》。象征社會很黑，貪官吃人。

莫言成長時的阻力

莫言對自己的“走極端”“寫極致”“審丑”“非理性”等非議是這樣辯解的：

我很不愿讓自己的思維納入“理性”的軌道，但長久不“理性”又有被人猜測為“精神變態(tài)”的危險，我不得不按照批評家們的教導(dǎo)來“理性”、來“節(jié)制”，果然是把“狂氣”和“雄風(fēng)”收斂了。我多么愿意成為一個被文學(xué)權(quán)威們視為掌上明珠的、不異端的好作家……但到底不行，正所謂“烏鴉叫不出畫眉聲”。

當(dāng)代中國，除了農(nóng)民意識還有什么別的更先進的意識么？既然沒有，那么，農(nóng)民意識中那些正面的、比較可貴的一面，就變成了我們作家、起碼是我個人賴以生存的重要的精神支柱。這種東西我在《紅高粱》里得到比較充分的發(fā)揮……我痛恨天下地上的一切神靈。在我們這個很獨特的社會里，我們一味地歌頌真善美，（但它們）能不能準(zhǔn)確地表現(xiàn)出我們社會的面貌來？有人說我是現(xiàn)代派作家……我認為我是一個最現(xiàn)實的作家。我所有的作品都充滿了非常濃郁的現(xiàn)實主義的氣息……每個人身上都潛藏著很多獸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