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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在從公元7世紀的奈良時代，到公元18世紀江戶時代的一千多年間，日本文論形成了從引進中國的詩論，到形成自己的和歌論、連歌論、俳諧論，再發(fā)展到能樂論和物語論，形成了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在借鑒、改造中國哲學、美學及文論概念范疇的基礎上，形成了一系列具有民族特色的審美概念與范疇。例如，將中國哲學及佛學中的相關范疇“心”、“詞”、“誠”、“體”、“姿”、“風”、“艷”、“秀”、“情”、“物”、“感物”、“理”、“玄”、“幽玄”等等，加以引申和發(fā)揮，形成了“心”、“歌心”、“心詞”、“有心”、“余情”、“妖艷”、“體”、“風體”、“姿”、“風姿”、“秀逸”、“物哀”、“幽玄”、“枝折”、“細”等文論范疇，這些范疇涉及到了創(chuàng)作主體論、審美理想論、創(chuàng)作風格論、語言表現(xiàn)論等各個方面。而其中最核心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三大概念范疇是“物哀”、“幽玄”和“寂”?！拔锇А睂诤透枧c物語，“幽玄”對應于和歌、連歌和能樂，“寂”對應于俳諧。在比喻的意義上可以說，“物哀”是鮮花，它絢爛華美，開放于平安王朝文化的燦爛春天；“幽玄”是果，它成熟于日本武士貴族與僧侶文化的鼎盛時代的夏末秋初；“寂”是飄落中的葉子，它是日本古典文化由盛及衰、新的平民文化興起的象征，是秋末初冬的景象，也是古典文化終結、近代文化萌動的預告。從美學形態(tài)上說，“物哀論”屬于創(chuàng)作主體論、藝術情感論，“幽玄論”是藝術本體論和藝術內容論，“寂”論則是審美境界論、審美心胸論或審美態(tài)度論。

日本古代文論所關注的中心，是創(chuàng)作主體的態(tài)度、審美心胸、藝術立場及作品的創(chuàng)作技巧與審美效果，大多從心理學、語言學角度著眼，具有濃厚的文藝心理學、文學語言學的色彩，屬于文學本體論、作家作品本體論。而中國文論、西方文論中所大量涉及的功用價值論、文學本質論等，在日本古代文論中很少見。這顯示了日本古代文論在論題、話題選擇上的特點，那就是對文學的社會價值與功能問題、文學抽象本質問題、文學本源問題等，缺乏關心和探討。日本古代文論對文學的社會功用論的論述，所謂“經國之大業(yè)”、“成夫婦、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文以載道”之類，只見于早期從中國引進的詩論，并在后來的一些儒學家的著述中偶爾可見，但這只是從中國學來的套話。而在和歌論、連歌論、俳諧論、能樂論、物語論等日本特色的文論中，文學功用價值論則基本上沒有觸及。原因是日本文學不必用來“載道”，而只是怡情悅性的消遣、唯美唯情的文學。7-12世紀的奈良時代、平安王朝時代的文學家主要是宮廷貴族，在世襲制的制度下，他們不必像中國文人那樣用文學作為晉身出仕的手段，也無意用文學的方式對下層民眾施以教化。13-16世紀的鐮倉時代和室町時代，日本文學的創(chuàng)作主體主要是出家的佛教僧侶和隱逸者，他們是政治局外人，所關心的與其說是社會，不如說是個人的身心修煉。其文論的論題，也不可能是文學的社會功用，而是文學作為技藝、作為美的相關問題。那個時期盛行的連歌，其本身是一種社交性的文學活動，但這種社交活動完全沒有功利目的，而只是一種集體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欣賞。到了17世紀后的江戶時代，以本居宣長為代表的國學家，為了建立日本自主的以“物哀”為中心的文論體系，極力切割日本文論與中國文論的關系，于是對中國文論中以倫理教化為中心的功用論給予了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強調文學的非功利性。可見，文學的社會功用論的缺項，是日本文論的一個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