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美籍華人來到中國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輩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臺灣和大陸住了十二年，也沒回去過一趟。我擔心我還沒有準備好，去理解在老家會發(fā)現些什么。我怕去這么一趟對我來說沒有任何意義。無論是哪種情況，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們對家的復雜感情。

農村來的女孩教我認識這座城市。從她們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廠經營得不錯；足不出東莞，這些工人就明白這個世界上各地區(qū)之間的等級。美國和歐洲老板對工人最好，然后是日本、韓國、中國香港，繼而是臺灣老板。中國大陸的工廠最差勁，因為“他們老是倒閉”，一個農民工跟我說。他們也知道什么時候會有重大的政策變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說最低工資要漲了，而這時候官方還沒有正式公布。

許多我讀過的寫中國農民工的書并不真實。農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懼中，相反，官方忽視了他們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視也并非什么問題，因為打工族和本地人幾乎從不碰面。他們高度的就業(yè)升遷情形也令我感到驚訝。幾乎所有我在廠里認識的高層人員都是從流水線開始做起的。我認識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種地，因為她們出來之前也沒種過什么地。她們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幾時開始農忙。我所有的臆測都來自90年代中期的農民工研究；十年過去了，這個世界天翻地覆，變得太快，快到無暇記錄。

我開始喜歡上東莞，這地方似乎鉚足了勁要把中國最極端的一切表現出來。拜金、環(huán)境破壞、腐敗、擁堵、污染、噪音、賣淫、不良駕駛、鼠目寸光、壓力巨大、拼死拼活，雜亂無序： 如果你能受得了這兒，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我盡最大的努力去適應這一切。午飯我吃兩塊錢一碗的面條，去哪兒都坐公交車。我穿牛仔褲和涼鞋，比許多出門時穿繡花襯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還樸素。在東莞我就像是隱形人，我也喜歡這樣。在中國別的地方，一個到處盯著陌生人看、在筆記本上寫來寫去的人或許會引來注意；在這里，大家都忙著自己的事情，根本沒工夫理我。只有一次： 我在人才市場抄錄墻上的一個告示說明。一個保安問我在干什么。我告訴他我在練習英語，他就讓我走了。

對于外面的世界來說，東莞仿佛是隱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過東莞，但是他們所記得的——這真令人震驚——就是無窮無盡的工廠和妓女。我在這個隱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萬，八百萬，或是一千萬人分享著這個世界。在東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來到這里時，以一百一十公里時速沖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變化紛呈，讓人目不暇接。東莞是一個沒有記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