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8月28日，我的祖母羅莎琳德·艾因霍恩（Rosalind Einhorn）出生了。和紐約城里的許多猶太移民家庭一樣，艾因霍恩一家住在一個緊挨著自家親戚、空間極為局促的公寓里。祖母的父母和叔嬸對她的表兄弟們都直呼其名，卻叫她和她的姐妹們“丫頭”。

大蕭條時期，我的祖母從莫里斯高中退學，開始幫著維持一家老少的生計。她給衣物縫制布花，她的母親再以微小的差價把衣服轉賣出去。她的父母從未想過讓男孩退學，當時，一個家庭若要提高社會、經濟地位，希望就寄托在家里男孩的教育上，他們會讓男孩學習猶太教律法（Torah）；而女孩因為不會對家庭的經濟收入有太多貢獻，所以能體面持家就可以，受不受教育根本不重要。不過，我的祖母很幸運，當時一個老師堅持要求她回學校上學。就這樣，她不僅讀完了高中，還順利地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畢業(yè)。

讀完大學后，這個“丫頭”在第五大道一家門店做手袋和飾品的銷售工作。她干得相當不錯，當她辭掉工作與我的祖父結婚時，那家店的老板不得不雇用4個人來頂她的缺。若干年后，當祖父為他的涂料生意苦苦掙扎時，祖母挺身而出，將整個家庭從經濟窘境中挽救出來。在她40多歲時，被診斷出患有乳腺癌，然而她最終戰(zhàn)勝了癌癥，之后一直致力于為她治療的那家診所籌款。祖母還開創(chuàng)了一項副業(yè)，就是拉著一后備箱的山寨手表四處販賣，當時她賺的錢多到即便是“Web 2.0時代”的網絡公司也會眼紅。我從未遇到過比我祖母更有精力和毅力的人。當巴菲特談到他只是在和全世界一半的男人競爭時，我想到了祖母，如果她出生在半個世紀以后的今天，將會擁有怎樣不同的人生呢？

當我的祖母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母親和我的兩個舅舅后，她非常重視他們的教育。我的母親后來考入了賓夕法尼亞大學，與男生們一起上課。1965年，母親獲得了法國文學學士學位，她調查了兩種職業(yè)——教師和護士，最后選擇了做教師。之后，母親又開始攻讀法國文學的博士學位，但因為懷上了我中途退了學。我的父母從未想過，一個女人在生了孩子后仍可以繼續(xù)工作。在當時，如果丈夫不能養(yǎng)家而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人們會認為這是一個男人軟弱的標志。因此，我的母親成了一位全職媽媽和一個活躍的志愿者。幾個世紀以來的勞動分工就這樣延續(xù)下來了。

盡管我在一個傳統的家庭中長大，我的父母對我和弟弟妹妹有著相同的期望——他們期望我們能夠成績優(yōu)秀，共同分擔家務，積極參加課外活動。對了，我們還應該擅長運動。我的弟弟妹妹在學校里都參加了運動隊，而我是體育館里最后一個被挑選的孩子。雖然體育方面的表現不出色，但父母對我的培養(yǎng)讓我相信：男孩能做的，女孩也能做，并且我有選擇職業(yè)的自由。

當我在1987年秋季進入大學時，班里的男女同學在學習上投入的精力不相上下。在記憶中，我對未來的職業(yè)設想與男同學沒有什么不同。我也不記得自己是否曾討論過有朝一日必須得在工作與孩子之間尋找平衡，我和朋友都認為自己會兼顧事業(yè)和家庭。也許，那時我們都太過年輕，不夠現實；也許，我們都過于樂觀。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課外活動乃至工作面試中，男人和女人之間都在進行著公開而激烈的競爭。從我的祖母開始，經歷了兩代人的時間，擇業(yè)競爭的環(huán)境看上去似乎已經平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