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景遷”這個華文名字，是他在耶魯大學研讀歷史學博士學位期間，一位中國史學前輩房兆楹給他取的，寓意明顯，期望也高，學歷史就要景仰司馬遷，以司馬遷為楷模。司馬遷的《史記》，材料豐富，考辨嚴謹，敘事清楚，條理分明，文筆生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史景遷是現(xiàn)代史家，不像司馬遷出身“史卜巫祝”傳統(tǒng)，有著“究天人之際”的使命，但是，他研究晚明以迄當代的中國歷史，敘事的方法與文體卻循著《史記》的精神，的確當?shù)闷稹巴ü沤裰?，成一家之言”的贊譽。從他第一部《曹寅與康熙》（Ts’ao Yin and the K’ang-hsi Emperor: Bondservant and Master）開始，他就結合檔案史料與研究曹雪芹先世的各類文史資料，寫了康熙皇帝的治術，同時也勾勒了清朝天子的內(nèi)心世界。這種對原始資料的扎實研究基礎，讓他在第三部著作《康熙》（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中，得以化身康熙，以第一人稱的敘事方法，發(fā)揮歷史想象，充分展現(xiàn)康熙大帝的喜怒哀樂，讓西方讀者看到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國皇帝。書寫康熙，把一切客觀歷史材料轉為自傳文體，必須從天子的角度看天下，涉及各種各樣的天下大小事，以宏觀的視野，高屋建瓴，為大清帝國的長治久安著想。如此，表面是書寫假托的康熙自傳，實際上卻必須考慮中華帝國的方方面面，從統(tǒng)治天下的全相角度呈現(xiàn)中華帝國的全貌。

史景遷第二部書《改變中國》（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1620-1960），探討近代西方人士如何參與及推動中國的歷史變化，從早期的傳教士湯若望、南懷仁，清末的戈登、赫德、丁韙良、傅蘭雅，一直寫到民國時期的鮑羅廷、白求恩、陳納德、史迪威，開啟了他對中西文化接觸與交流的研究興趣，撰寫了后來一系列相關著作。他的興趣，從西方人在華活動擴展到中西文化接觸所引發(fā)的思維刺激與調適，探討不同文化碰撞時相互理解與誤解的困境。具體的人物在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中，都有獨特的引人入勝的故事發(fā)生，不但是西方人在明末的中華帝國會有各種奇特遭遇，中國人在18世紀初歐洲的異國遭遇更令人難以想象。史景遷就像福爾摩斯一樣，利用他掌握多種歐洲語言的優(yōu)勢，進入中外歷史材料的迷宮之中，追索隱藏在歷史帷幕后面的蛛絲馬跡，想象中外歷史文化接觸的夾縫中，遠赴異鄉(xiāng)的人物是如何生活的，而其遭遇又如何存留成歷史的記憶。他混合運用中外史料，披沙揀金，追索明末利瑪竇遠渡重洋，由西徂東，來華傳教的經(jīng)歷，也寫了廣東天主教徒胡若望流落法國的一樁公案，更整合了蒙古西征之后，西方對中國的想象與描繪。

《利瑪竇的記憶宮殿》（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上溯到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如何適應中國的文化環(huán)境，如何利用歐洲流行的記憶術作為敲門磚，打入熱衷科舉考試、重視背誦詩書的士大夫群體?！逗敉囊蓡枴罚═he Question of Hu），寫一個中國天主教徒胡若望因傅圣澤神甫（Jean-Fran?ois Foucquet）的提攜，遠赴法國，卻因舉止乖張，流落異鄉(xiāng)，甚至被關進瘋人院里，三年后才得以返回廣東家鄉(xiāng)。史景遷利用了梵蒂岡的教廷檔案、大英圖書館檔案及巴黎的國家外事檔案，拼成一幅匪夷所思的雍正初年廣東華人流落法蘭西的故事?！洞蠛怪畤罚═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China in Western Minds）則綜觀西方人如何想象中國的歷史歷程，從蒙元時期的魯伯克修士、馬可波羅，一直到當代的尼克松、基辛格，不但寫來華西方人所記的中國經(jīng)歷，也寫沒來過中國的文人作家如何想象中國，影響了一般民眾的中國印象。對于中國讀者而言，這些仔細爬梳過歐西檔案與文史群籍的歷史資料，經(jīng)過天孫巧手縫綴成一個個動聽的故事，就像一面面精美的緙絲掛毯，不但引人入勝，也開拓了我們的眼界，了解不同文化的相遇、碰撞與互動，是多么的錯綜復雜，時常還驚心動魄，比小說虛構還要離奇。

《康熙》在1974年出版之后，引起出版界的轟動效應，深受讀者歡迎，成為暢銷書，甚至被白修德（Theodore H.White）譽為“經(jīng)典之作：把學術提升到美的范疇”。西方史學界也開始注意史景遷書寫歷史的修辭策略，稱贊他文體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別具慧心，從不大張旗鼓，宣揚新的理論架構，卻在不經(jīng)意處，以生動的故事敘述，展現(xiàn)了歷史人物與事件所能帶給我們的歷史文化思考。他繼之在1978年，寫了第四部著作《王氏之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以山東郯城的地方志、黃六鴻的《?；萑珪?、蒲松齡的《聊齋志異》為史料基礎，探討清初小老百姓的生活環(huán)境與想象空間，從宏觀的天下全相與中西文化觀照，推移鏡頭至偏僻鄉(xiāng)間農(nóng)民與農(nóng)婦的生活，把蒲松齡的文學想象穿插到夢境之中，以不同角度的現(xiàn)實與虛構特寫，重組了17世紀山東農(nóng)村的生存處境。這部書最引起史學界議論的，就是剪裁蒲松齡如夢如幻的優(yōu)美文字，用以虛構婦人王氏臨死之前的夢境。史景遷運用文學材料書寫歷史，當然不是要呈現(xiàn)實際發(fā)生的史實，不是婦人王氏的“信史”，卻可以引發(fā)讀者想象清朝初年的山東，在歷史意識上觸及當時歷史環(huán)境的“可能情況”。

書寫歷史，最重要的是要依靠文獻證據(jù)，假若文獻未曾明確提供材料，可不可以運用書寫想象去重新構筑歷史場景？這就是現(xiàn)代歷史書寫最蹊蹺曖昧的領域，也是后現(xiàn)代史學不斷質疑與解構的關鍵。他們不但質疑史料經(jīng)常不足，或是一批“斷爛朝報”，缺失的比留存的材料可能要多，不足以反映歷史實況，令人更加質疑所有歷史材料的可靠性。像Hayden White這樣的歷史哲學論者，就在他的《元史學》（Metahistory）中提出，所有的史料，包括第一手材料與檔案，都是具體的個人記錄下來的，一牽涉到具體的人，就有主觀的思想感情傾向，就不可避免有“人”的歷史局限，就不可能完全科學客觀，做到巨細靡遺地記錄牽扯到人與事的復雜情況，而不摻入運用修辭邏輯的歷史想象。他甚至進而指出，歷史寫作與文學寫作無大差別，都是運用文字，通過想象修辭的手段，與不同傾向的書寫策略，虛構出一個文本。這種推衍到極端的主觀書寫論，有其立論的根據(jù)與辯難的目標，很難斥為無稽，但卻故意扭曲了文學創(chuàng)作與歷史求真求實的基本意圖有所不同。值得在此提出的是，史景遷的著作不能歸入“后現(xiàn)代”的主觀虛構歷史書寫之中，因為他寫每一本書，都恪遵傳統(tǒng)史學的規(guī)律，盡量使用存世的史料，上窮碧落下黃泉，從中國史書方志檔案到西方史志檔案，幾乎做到“無字無來歷”。他在連接史料罅隙，推理可能歷史情況時，也明白告訴讀者，文獻材料是什么，作者解讀的歷史“可能”是什么，從不混淆視聽。